总报告:新十年 新前景
摘要:当前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与复杂的变化,发达经济体呈下行趋势,美国正进行“重返亚太”战略调整,西亚北非局势不确定,地区安全挑战日趋严峻。上海合作组织秉持“上海精神”历经十余年发展,不断迎接挑战,取得了丰富成果。新十年的开局年,北京峰会开启了本组织发展新阶段,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组织构架更加稳固,合作更加务实,方向更加明确,组织建设进入快车道。面对新机遇,上海合作组织拥有广阔发展前景。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中亚 合作 前景
作者简介:李进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一 当前的国际与地区局势
作为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上海合作组织当前正面临复杂多变和格局转换中的国际与地区形势。
(一)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趋势不减
2012年,全球金融危机大局未变,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依然保持经济持续低迷状态,经济复苏步履艰难。为适应这一变化,各国纷纷调整内外政策。
美国和日本为转嫁国内经济危机,一再推出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欲通过放宽货币发行,增加流动性的极端方式刺激国内经济复苏,但收效甚微。特别是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未见对经济有显著推动。2012年前三个季度,美国GDP增速分别为2.0%、1.7%和2.7%,增速低于国际机构的普遍预测。尽管日本与美国经济状况有所不同,但是长期经济低迷状态在2012年依旧得以延续。日本政府和央行两度追加货币宽松措施,但是仍然未能有效抵消通胀等带来的消极后果。2012年日本经济举步维艰。第一季度实际GDP为5.7%的高增长,但第二季度急转直下降为-0.1%,第三、四季度依然负增长,日本经济温和衰退趋势依旧。
这表明,美日两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通货紧缩预期的恶化,但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给后期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风险。
欧洲债务危机则更加深重,当前已由主权债务危机开始演化为欧元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欧债危机既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触发,也是欧元区内部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还是欧元区各国(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内部经济失衡所导致的结果,一些国际炒家的投机炒作又加速了欧债危机的发展和蔓延。欧债危机具有的制度性、结构型矛盾,短时内难以消除,未来还可能出现周期性的反复。
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固然有经济周期和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因素,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则是罪魁祸首。例如美国,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量化宽松”政策实质上利用了美元的全球性货币地位,抑制了国内通胀风险,却把通胀压力转移给其他国家,增加了国际金融风险。再如,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美国、欧盟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总人口仅占世界六分之一左右,却长期占有世界经济和贸易份额的四分之三左右,这是不公平、不正当、也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认为,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能力普遍“下行”是对旧有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不公正、不平衡的补偿、修正和重建。是对其在世界经济、贸易份额中占比不适当的“刚性调整”,具有正当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无论发达经济体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曾经占有的多大优势,也难以改变这一正在发生的大局。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贸易中依旧占全球份额极大优势的事实,其经济“下行”对世界经济形势必然产生严重拖累,使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短时内难以走出低迷状态。在发达经济体“下行”未触底并使国际经济秩序达到合理程度之前,世界经济、贸易恢复健康增长的前景有可能变得模糊和漫长。
(二)美国全球战略发生重大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数次进行调整,以适应迅速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其建立单极世界和继续称霸全球服务。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致力于消化“冷战”胜利的果实,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欧盟扩大,建立东欧反导系统等政策,巩固和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全面影响力,确保其在欧洲安全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特殊作用。该时期,科索沃战争可以视为这一战略实施的典型事件之一。
“9·11”事件之后,美国认为其本土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安全威胁,打击恐怖主义,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全面“民主化”改造又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大中东战略”下,美国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从军事上看,美国无疑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美国也通过战后扶植亲美政权,在本地区驻军等手段,显著加强了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和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但是,两场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人力物力,也使美国政府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日益力不从心。
2007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由此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日益蔓延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更是深受其害,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经济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则经济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参与的东盟以及正在推动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地区性经济组织发展方兴未艾,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经济和人文合作方面的进展不断取得突破。
以此为背景,2009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了所谓“亚太再平衡”政策,即所谓“战略东移”。尽管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变局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美国战略东移的部署,使美国在中东和亚太之间显现出一定犹豫,但可以明确的是,今后一个时期,“重返亚太”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战略棋盘上的首要议题。
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至少具有三大目标,首先,遏制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亚太地区大国迅速崛起。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环太平洋地区是本世纪全球经济最活跃地带,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之势十分明显,已经让美国政学两界对未来世界格局深感担忧。其次,挤进东亚一体化进程、服务美国经济振兴、重塑后反恐时代军事部署、遏制盟国体系离心趋势,特别是重新收拢近年来日趋“脱美入亚”的传统亚太盟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
(三)中东北非乱局仍存变数
2012年,中东北非地区局势依然持续动荡,各类矛盾进一步激化,地区政治格局不断分化、组合。发生政治变局后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走上转型道路,但是举步维艰。叙利亚局势恶化,巴勒斯坦和伊核问题继续发酵,“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不是美丽,而是动荡的恶果。
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四国政权更迭后,相继建立起民选政权。在政治转型中实现政治多元化,推行多党制、议会选举制。同时伊斯兰党派崛起,先后在四国或取得政权或取得议会重要席位。其他政治力量纷纷崛起,争权夺利,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蔓延,民族主义抬头。
当前在发生“阿拉伯之春”的所有国家均出现治安状况恶化的状况,社会管理无序、政府公信力下降,强力部门消极怠工。各种教派或族群之间的械斗时常可见;盗窃横行,社会道德沦丧,罢工、示威、绑架、趁火打劫和打砸抢等行为严重扰乱了各国社会治安。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各国政局不稳,政府掌控能力下降,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缓慢,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高企,广大民众生活水平反而不如“革命”之前。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均拿不出较为务实和完善的发展规划。
叙利亚局势更加恶化。巴萨尔的政府军同反对派武装的博弈已由军事冲突发展成一定规模的内战。交战双方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大城市展开激战,伤亡巨大。巴萨尔政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治安局势恶化,民不聊生,民众生活在极度恐惧和困难之中;经济凋敝,物价飞涨,外贸渠道基本被堵死,市场供应短缺,黑市猖獗,物价高涨,欧美持续对其进行全面制裁;部分高官叛逃,一些官兵哗变,统治集团凝聚力受到挑战。
尽管巴沙尔政权面临种种困难,但是国内反对派武装尚不具备不借助外力推翻其政权的能力。而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虽然支持反对派武力推翻巴沙尔政权,从明暗两个渠道对其大力援助,但是限于自身存在国内困难,加之在联合国安理会难以获得包括中俄等国授权动武的支持,因而西方干预能力受到较大限制,巴萨尔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博弈可能更趋复杂,后果难料。
其他如巴勒斯坦和伊朗核问题,2012年继续成为地区热点问题,而大国的插手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各种事态的可能性均存在。可以说,中东北非局势是各国内部矛盾、地区矛盾和大国博弈的综合结果,解决前景充满变数。
(四)地区安全挑战与日俱增
上述三个领域,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下行趋势,还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亦或中东北非局势的变化,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关切全球和地区安全与稳定,从整体上看,这些趋势性变化,正日益催生诸多不利于安全和稳定的因素。
首先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特别是其“重返亚太”战略正在事实上打破亚太地区军事政治平衡,鼓励和刺激了一些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亚太国家发展军备和武力,试图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解决主权争端,这一趋势在2012年表现尤为突出,已经引起地区相关国家的高度警惕。
在东北亚,围绕日趋复杂化的朝核问题,西方大国依然秉持惯有思维,搞封锁,搞对抗,放弃政治对话和协商,仅2012年,美韩和美日之间就多次在该地区举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不断挑战半岛敏感神经,致使朝核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迹象,反而是局势更趋紧张。
日本则利用美国“重返亚太”之际乘势继续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在内政上试图通过修宪恢复“正常国家”地位并扩大武备,在外交上北与俄罗斯为南千岛群岛龃龉不断,南与中国挑起钓鱼岛争端,并不断使事态升级,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和平与稳定大局。
在南中国海,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盟国或准军事盟国同样欲借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之机,充当美国亚太战略的马前卒,以捞取不正当利益,这些国家在中国南海向中国海洋主权发起挑战,不仅肆意开发南中国海海洋资源,而且高调向中国进行主权示威。
其次是日趋复杂的中东北非局势在地区有蔓延趋势,不仅威胁本地区国家安全,而且威胁到周边国家安全与稳定。
发生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不仅打破了本地区政治平衡,而且也正在向周边国家辐射。2012年,在南亚、中亚地区包括阿富汗等相关国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动向,有的国家出现了非法武装向现政权发起挑战的武装冲突事件,如塔吉克斯坦,有的国家则出现政府更迭,如吉尔吉斯斯坦,有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则出现近年少有的恐怖袭击事件。
最后,在经济领域,随着发达经济体整体下行态势的出现,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大搞贸易壁垒,甚至通过所谓“量化宽松”政策赤裸裸地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安全,也影响本地区国家人民的福祉。
二 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成就
2011年的阿斯塔纳峰会把2012年确定为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年”,体现了本组织各成员国对上海合作合作组织发展的新期待,更是对以往上海合作组织面对复杂国际和地区局势取得成就的肯定。回顾上海合作组织所走过的历程,其成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建章立制 不断完善机制建设
第一,根据国际组织的一般原则和惯例,建立起完善的高层会晤机制,充分保证了本组织运行的权威性、高效性和顺畅性。
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也称元首峰会)是本组织最高决策机构,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就本组织最重大事项做出决定和指示。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程来看,元首峰会发挥着最重要的机制保障作用,历年最重要的决定均由元首峰会做出。
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下设政府首脑会议(也称总理会议),与元首峰会一致,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一次,重点研究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的战略与优先方向,解决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原则和迫切问题,并批准组织年度预算。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成员国外长理事会,议长、安全会议秘书和其他各部长会议是在本组织发展壮大过程中逐步丰富起来的,这些定期会议机制已经涵盖各国政府几乎所有职能部门。
第二,本组织的机构建设不断取得突破,大大提高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关键领域的合作效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至今,已经根据实际需要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实业家委员会、银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论坛等机构,这些机构不仅承担了各自重大责任,在内部建设上也不断丰富和发展,高效地在各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完善法律建设,至今制定了上百份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的边境谈判的单一功能机制逐渐发展到今天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多领域、多功能、全方位的区域合作组织,法律建设功不可没。其中特别重要的文件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反恐公约》、《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及其实施计划等上百份重要合作文件,他们奠定了各方面合作的法律基础。
(二)全面推进 重点落实 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新世纪初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地区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成立的,秉持“上海精神”,以务实态度谋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是本组织当时的基本定位。随着组织发展和国际与地区局势的转换,上海合作组织无论是功能定位,还是具体事项落实,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政治领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保持高度政治默契,充分理解和尊重成员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在重大事件上给予成员国明确支持,公开声明本地区政治安全与稳定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政治合作不仅写进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法律文件,而且被成员国严格执行。
在安全领域,上海合作组织高度重视解决威胁本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不利因素,特别是对长期以来威胁各成员国安全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更是保持高压态势,保持高度合作,予以坚决打击。各成员国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以“和平使命”命名的联合军事演习,使演习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有效震慑了威胁本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各种势力。
在经济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成员国之间进行能源、矿产、交通、通讯、农业、高兴技术、金融等各个领域合作的优势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贸合作促进了本地区国家发展。中方先后承诺向其他成员国提供120多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以支持各领域的合作项目。目前,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层次日益丰富,形式日趋多样。成员国外贸总额和经济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额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十年前的8%和4.8%均提升至13%。
在人文合作领域,上海合作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变化,当前,上海合作组织艺术节、大学生艺术联欢节、“和平之旅”、“欢乐春节”,以及带有上海合作组织特征的各成员国双边的人文交流活动不断丰富。在教育领域,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教育合作协定》更是促进了成员国之间教育一体化的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已经被提上日程,成员国大学之间的交流也精彩纷呈。人文交流大大夯实了成员国之间友谊的社会基础。
(三)活力剧增 影响扩大 “上海精神”彰显凝聚力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十余年发展,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地区发展和推动各国人文合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对推动地区安全、经济和人文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展示了组织活力,激发了成员国参与热情,也吸引了地区其他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兴趣,影响力不断提高。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上海合作组织是开放性组织,这一原则主要体现为本组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吸收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参与国际和本地区的重要事务。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机构等常设机构积极工作,与联合国、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集安条约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本组织还吸收了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和阿富汗为观察员国,给予了白俄罗斯、斯里兰卡和土耳其对话伙伴国地位,参与了阿富汗问题解决进程,并在本组织框架内经常就重大和热点国际问题协调立场。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核的“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灵魂,也是上海合作组织能够不断凝聚力量的根本所在。在“上海精神”的指导下,上合组织已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地区共同繁荣,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重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积极因素。应该说,不仅中亚地区离不开上海合作组织,欧亚地区同样离不开上海合作组织,世界也不能没有上海合作组织。近年来,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或者观察员国的国家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迫切,充分证明本组织影响力已经明显扩大。
毋庸讳言,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年轻的国际组织,各领域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成员国之间也存在利益差异或矛盾。面对复杂、困难、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地区挑战,上合组织要实现持续发展,保持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和活力,就必须克服和解决深入广泛推进经贸、安全、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遇到的现实困难和问题,使务实合作取得较大的、实质性进展,给各成员国和各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要求本组织尽快地开启以务实合作为主要目标的新的发展时期。
三 新十年 新前景
2012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新十年的开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本组织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形容之。面对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满怀信心,必将取得更加美好的前景。
(一)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北京峰会
作为本次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各成员国元首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该文件确定了本组织构建和平、友好、繁荣与和谐地区的努力方向,并在阿富汗、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表达了清晰立场。该文件必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在新的发展阶段又一指导性文件。
元首们共同签署和批准的11项合作文件,涉及组织战略规划、安全、经济合作和组织扩容等诸多方面。其中,《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十分重要,它是上海合作组织首次制定发展战略,将对指导组织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增强成员国行动力和凝聚力发挥重要作用。
成员国元首还对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合作提出了诸多建议和倡议。特别是提出了开展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和开发银行等融资保障机制的组建工作,提出了本组织在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网、能源管道互联互通等方面的发展目标。这些措施和目标将有效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为组织未来经贸领域合作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空间和持久动力。
本次会议的另外一大成果是提出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的倡议。以“睦邻友好年”系列活动为基础,2012年度上海合作组织丰富多彩的人员交流也将进一步加强各成员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不同文明间对话,夯实成员国合作的民意基础。
本次峰会的成果,将使上海合作组织架构更合理,合作内容更全面,合作重点更清晰,合作措施更易操作,发展方向更明确。既是对本组织过去取得成就的继承,又是对其新发展,新补充,新完善。既彰显了本次会议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举,又体现了各成员国把上海合作组织全面合作推向新阶段的信心和决心。
(二)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合作重点
作为一个年轻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尚处于探索之中,其发展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特别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与地区局势,其挑战是多方面的。
第一,发达经济体的下行趋势、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新兴经济体的较快发展以及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等局势表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充满不确定性,不能不引起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相应变化,上海合作组织面临与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的局面。
国际格局转变,意味着世界和地区国家内政外交都将与之相适应。本地区领土争端、意识形态争论、宗教与民族冲突、三股势力渗透等问题近年来表现日益突出,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地区大国博弈复杂多变,都是对上海合作组织应变能力的考验。
第二,本组织成员国内部还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有的国家之间还存在诸如领土争端和水资源矛盾,如果协调不力,会影响到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对上海合作组织顺利推进各项工作形成一定干扰。
第三,本组织成员国均参加甚至主导了多个地区政治、安全、经济乃至军事一体化组织,各国都根据自身现实需要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重点选择不同合作对象,加大了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深化合作的难度。
第四,上海合作组织自身机制建设尚不完备,一些组织机构内部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组织工作效率相对并不算高,对各种政策文件的落实程度尚不到位,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成员国参加个别项目的积极性。
第五,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经济和人文合作的具体领域,尚存在一些相互掣肘的问题,有的项目符合大多数成员国乃至地区的整体利益,可能因为个别成员国认为不符合本国利益或者受其他因素制约而停滞不前,难以推动和实施。
上海合作组织所面临的上述挑战是现实的,根据2012年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拟定的本组织发展战略,未来本组织合作重点是:
第一,继续夯实成员国之间政治互信基础,保持和加强高层往来力度,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保持共同立场,做出一致决议。特别是在涉及成员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保持合作,本组织将发出更多共同声音。
第二,在安全领域,始终把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2014年美国撤军阿富汗之后的中亚地区可能出现安全形势反弹,宜早作研究,早作预案,加强成员国包括与观察员国在本地区的安全执法合作,强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的力度。
第三,在经济合作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完善经贸合作机制,在能源、矿产、交通、通讯、金融、农业、高新技术、基础设施等领域有所突破,不断寻求新的增长点和可能性,对一些合作重点和难点领域,加强深入研究,寻求解决方案,关切成员国的根本利益。
第四,在人文领域,持续加大上海合作组织人文交流与合作的资金投入,扩大合作面,拓展合作层次,根据不同成员国的不同合作兴趣和需求,寻找新的合作机会,使人文合作能够持续和高效进行。
第五,进一步理顺上海合作组织现有机构内部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使各项已经签署的法律文件和合作项目得以严格执行和实施。
(三)上海合作组织拥有美好前景
如果回顾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短短的十多年内该组织实现了几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从上世纪80年代中苏边境谈判“两家村”(萌芽),到90年代中期的“上海五国”(雏形),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成熟),再到2011年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快车道),上海合作组织以其惊人发展速度实现了从会议机制到国际组织,从双边到多边,从功能单一到多功能、全面深入发展的过程。目前,无论其安全职能、经济职能、解决国际事务的职能,还是人文合作职能都得到了全面、均衡和深入的发展。
从趋势角度说,上海合作组织仍然具有诸多发展空间,拥有美好前景。这首先是由上海合作组织所拥有的独特优势所决定的。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在未来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中亚各成员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和需求。
上海合作组织所秉持的“上海精神”以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这在当今国际政治领域大国动辄以大欺小,持强凌弱状况完全不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经济和人文合作,能够真正帮助中亚国家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国家经济,提升国际地位,完全符合中亚各成员国的利益。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内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在中亚乃至全球有着十分相近的战略利益诉求,共同维护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有利于维护两国在全球和地区的战略利益。
俄罗斯当前面临民族复兴大任,面对西方国家对独联体空间,特别是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挤压,其外交压力巨大,单独应对本地区面临的各类挑战显得力不从心,上海合作组织可以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工具之一,一方面平衡西方对本地区的压力,另一方面借上海合作组织之力解决本地区安全和发展问题,加强俄罗斯对中亚地区影响力。
中国在和平崛起道路上同样面临全球和地区环境变化的冲击,稳定中国西部和北部,是保证国家有能力腾出力量集中解决包括南海,东海问题的战略选择。而且,中国西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必须寻求良好的外部环境,全面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正当其时。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所制定的各领域合作计划明确、务实,可操作性强,能够真正推动和实现本地区的和平、友好、繁荣与和谐。
经过十余年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全方位合作已经取得丰富成果,维护了地区安全,推动了成员国经济发展,提升了成员国民众福祉。2012年,北京峰会又制定了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再次明确未来发展目标,务实合作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重点,可以相信,在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完全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第四,上海合作组织面临挑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这是对本组织能够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的基本判断。
尽管国际与地区格局正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使上海合作组织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但上海合作组织作为重要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无疑能够担当可以依托的力量,沉着应对这些挑战。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载李进峰,吴宏伟、李伟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