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五国”机制与中国新安全观

　　内容提要: 中、俄、哈、吉、塔五国共同倡议和参与的“上海五国”机制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新型地区安全合作模式。它为国际社会探索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并充分展示了中国旨在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新安全观。

　　长久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安全结构,“冷战思维”仍随时威胁着亚太的和平与安定。为此,亚太国家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安全机制。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共同倡议和参与的“上海五国”机制,历经五年,已走过从相互信任发展到新型安全合作机制的道路,为该地区面向21世纪的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上海五国”机制是对亚太安全的一大创新,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安全观的一个具体体现。它对新世纪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一、“上海五国”机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创新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中国上海举行首次会晤,商讨国际政治重大问题和相互关系,会后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此后,五国轮流在各自首都举行最高级会晤,这一源自上海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地区合作机制,称为“上海五国”机制。今年7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五国首脑会晤是第一轮的最后一次,会晤取得十分广泛的成果。“上海五国”机制已成为国际安全合作的典范。

　　(一)它在相互信任基础上以降低军事水平和裁减军事力量为核心。旧的安全观追求军事上绝对优势,试图以远远超出他国的军事实力获得单方面的“绝对安全”;或者依托超级大国作“保护伞”;或者建立集体军事同盟组织。这种安全观的核心是以实力“威慑”对方,结果导致军事对抗的不断升级,使相互不信任程度加深,难以走出“安全困境”。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立、朝鲜半岛 的南北方长期对峙、印巴军事对抗等,都是这种旧安全观的反映。而“上海五国”机制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它强调共同安全,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消除疑虑,把军事水平降低到与睦邻友好、相互信任相适应的水平。1996年的“上海五国”第一次首脑会晤,五国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五国元首在莫斯科再次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其中明确规定: 中、俄、哈、吉、塔五国各方将其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之只具有防御性;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防空航空兵、边防部队的人员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等。战后数十年,有无数个军事条约或协定问世,但像这样以相互削减军事力量为主要内容的多边协定是罕见的。

　　(二)政治和安全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在旧的安全观指导下,建立军事同盟或地区组织,往往都有明确的假想敌或第三方,有较强的针对性。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约一直互以对方为假想敌和对手,同期成立的各种集团或组织都有明确的对象,导致世界局势长期处于紧张和动荡之中。冷战结束以后,这一冷战思维在某些地方仍在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非但不解散“北约”,反而打着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有意扩大北约的军事行动范围,使有些国家处于不安全之中,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在亚太地区,美日通过新防卫指针和日本“周边事态”法案,强化军事合作,双边安全合作具有极其明确的针对性,给亚太安全蒙上阴影。而中、俄、哈、塔、吉五国的政治和安全合作,明确宣布不针任何第三方。协定明确规定各方在边境地区裁减的军事力量不会转移到任何其它地方,不会使同一地区的 其它国家感到不安全和压力。这种以减少和削减军事力量为主要内容的安全合作体制是一大创新,史无前例。“上海五国”机制为亚太地区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良好合作开创了范例。

　　(三)这一机制是开放的、透明的。与以往各式各样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不同的是,“上海五国”机制不是封闭性的政治或军事组织,也没有常设机构,更没有统一的武装力量。它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形式。它虽不是国家集团组织,但它却解决相互关心的实质性问题。它是完全开放性的普遍性的机制。自“上海五国”机制诞生以来,五国一直欢迎其它国家参加或加入。今年杜尚别五国会晤期 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诺夫作为观察员国代表出席会议,使“上海五国”增加到六国。可以相信,随着“上海五国”机制的深入,该机制将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广泛响应。

　　二、“上海五国”机制对亚太安全的意义 

　　亚太地区历来是世界政治的“万花筒”,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强的地区之一。它在冷战时期是世界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之一,冷战结束后仍面临许多问题: 一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二是各国间有关领土、岛屿、海洋疆界的划分和归属之争。如日本与韩国关于“竹岛”或“独岛”之争、南中国海的权益之争、印巴“克什米尔”冲突等等。三是有关国家间由于民族、宗教矛盾引发的争端,尤其是少数地区民族分离势力猖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亚太地区如此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与亚太地区生气勃勃的经济不相称,更对亚太地区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不利,也给外部势力继续干预亚太事务提供口实。建立一种适合亚太地区特点的安全机制一直是亚太国家的共同愿望。东南亚地区的“东盟地区论坛”、中、俄、哈、吉、塔五国的“上海五国”都是新型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有益尝试。而“上海五国”机制“为国际社会寻求超越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①

　　一是亚太地区的差异和多样性并不影响各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关键是各方相互理解和信任 

　　“上海五国”的参加国既有世界上核大国又有无核国家;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人口、土地面积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其它四国相加的7倍多;而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其领土面积比其它四国相加还多。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而言,中国与其它国家也有明显差别。这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影响中、俄、哈、吉、塔五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键是有关各 方应相互信任,改变旧的安全观,摒弃单方面谋求军事优势或本国绝对安全的冷战思维。五国都认为,冷战结束后,各国应把经济发展放在优先和首要位置。一国的安全应建立在他国或第三方安全基础上,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可言。各国应求同存异,尽可能寻找和扩大共同点。中国从不干预其它国家的事务,尊重邻国人民对其社会制度的选择。因此,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良好发展,中国与其它三国关系进展顺利,“上海五国”机制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得以成熟的。

　　二是各方的歧见和矛盾只有通过和平手段谈判解决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各国间存在矛盾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有关各方以何种态度去对待,只要有关国家和平协商、互谅互让,总能解决问题。“上海五国”同样存在边界领土问题,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愉快的时候,各方为此都付出过沉痛的代价。中、俄、哈、吉、塔五国有共同边界7,500多公里,其中中俄共同边界四千多公里,双方有争议地方数十处。早在1992年,中俄就在联合声明中宣告: 愿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领土、领海和领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对话机制。以后,在历次中俄最高级会晤期间,双方不断重申和确认这一原则,最终导致中俄在1999年全面解决了边界问题,使这一条延绵数千公里的两国边界成为和平、睦邻友好的象征,也为中国与哈、塔、吉解决相互边界问题提供了范例。在“上海五国”机制的促进下,中哈边界(1,700多公里)、中吉边界(1,000多公里)问题已全部解决。中塔边界(500多公里)问题将于近期解决。这充分说明,亚太国家只要捐弃前嫌,从大局出发,通过不断交往,增进信任,一定可以解决业已存在问题。

　　三是政治和安全合作应由浅入深,从低级到高级,逐渐成熟得到发展 

　　亚太地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亚太国 家的合作有一个不断发展、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上海五国”机制的运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1996年“上海五国”的第一次会晤到2000年的第五次首脑会晤,每一次会晤,各方先对达成的共识进行检查落实,再商讨新的合作领域,保留分岐,求大同存小异。这样,“上海五国”从最早首脑会晤形式逐步发展到五国相互协作机制,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今年,五国领导人最后签署的《杜尚别声明》表明,五国同意中国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倡议: 充实和完善“上海五国”机制,在此框架内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会晤机制,并逐步将5国会晤机制发展成5国合作机制;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联合打击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推进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进而加强在国际舞台的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它表明“上海五国”机制已从单纯的安全领域扩大到多种领域的合作,这种机制的成功运作,对亚太国家是一大启迪。

　　三、中国新安全观的展示和内涵 

　　“上海五国”机制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新安全观的展示,是中国身体力行地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侧面。“上海五国”蕴含的精神和影响,可以与中国50年代与缅甸、印度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相媲美。

　　第一,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安全是新安全观的最高目标。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十分紧密。科学技术和交通通讯的飞速发展,既促进人类的进步,又带来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决非一国之力所能解决。国际安全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需要各国确立新的安全观,通力合作,相互协调关系,实现共同安全。

　　第二,《联合国宪章》和现行的国际法仍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的行事只能以《联合国宪章》和现有的国际法为准则。战后50多年的实践证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仍然有效,它是国与国关系的指南,各国都应该严格照章办事。如果允许少数国家凭借自身实力,或以一国标准作为国际标准,势必导致天下大乱。新安全观认为,大国应率先垂范,作出表率。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上海五国”机制等都是中国新安全观指导下的实践。

　　第三,主张用对话和协商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同国家间的分岐和争端。国家间存在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即使出现严重的分岐,只要有关各方严格按《联合国宪章》,进行对话和协商谈判,总能解决问题。20世纪的历史证明,恃强凌弱,动辄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是不得人心的。凡是搞侵略和霸权主义都没有好下场。以武力来处理问题于事无补,反而使事态更加复杂。大国应更多担负责任作出样子。“上海五国”中的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两国以对话和谈判办法来解决相互间存在的问题,包括敏感的边界划分,这是新型安全观在国际关系中的生动体现。

　　第四,主张综合的全面的安全观。军事手段是谋求安全的传统手段。由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已不能单单依靠传统的军事安全,还需要考虑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这就需要各国领导人用战略的眼光来认识世界,放弃狭隘的利己主义。只有确立共同安全观,世界和平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注:  

　　①　江泽民主席在杜尚别五国元首会晤中的讲话,新华社杜尚别2000年7月5日电

　　(作者是浙江行政学院副教授,本文完稿于2000年9月12日)

　　THE“SHANGHAI FIVE”MECHANISM AND CHINA’S NEW SECURITY PERCEPTION by Li Xiaomi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Zhejiang college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an occasional contributor to the journal. This time Li discusses in her article China’s new security conception which was derived fromthewidely accepted“Shanghai five”mechanism. Li observes that the innovation of the“Shanghai five”can at least be reflected as follows: (1) The key of the innovation is to reduce the military power hence the military level at the basis of mutual trust. (2) Conducting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out aiming at anythird party. (3) Thismechanismhas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nature. Li says, the“Shanghai five” mechanism has offered important experie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eeking new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 new security conception and new regional mode of cooperations beyond any Cold-War mentality. Li concludes that the“Shanghai Five”mechanism is a demonstration of China’s new security perception in the era ofglobalization. It can be comparedwith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whichwere jointly initiated by China, Burma and India in the 1950s.

　　来源：《和平与发展》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