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地区安全　维护战略稳定——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

　　今年7月5日，“上海五国”[1]第五次首脑会晤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出席，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应邀以观察员身份与会。从上海、莫斯科、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到杜尚别，“上海五国”机制形成以来的五次最高级会晤，不仅在五国关系史上不断写下美好篇章，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和共同发展的睦邻友好之路，而且“为国际社会寻求超越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2]。

　　直面当今世界，新旧格局转换带来的矛盾错综复杂，和平与战争、缓和与对抗、平等与霸道、公正合理与强权政治等之间的斗争依然十分尖锐，有时表现得相当激烈和残酷。杜尚别峰会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举行的。这是“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第一轮的最后一次会晤，也是迎接新世纪、新千年的一次会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任重而道远。回顾“上海五国”机制诞生四年多来所走过的历程，认真总结和评价它的成功经验和影响，适时揭示它的示范作用和普遍意义，对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事业，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是建立“上海五国”合作机制的基本前提 

　　历史不会忘记，9年前当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际，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战略家曾经断言：(1)苏、东演变之风将一发不可收地席卷亚洲大陆和加勒比海地区，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不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效应”；(2)后苏联地区一些新独立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相邻的几个国家，由于领土边界、民族等历史宿怨和新产生的问题，它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动荡不可避免。事实已将这些人的预言击得粉碎，这无须多作说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俄、哈、吉、塔四邻国的关系，不仅没有恶化，也没有停滞，而是迎来了历史性的新转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五国领导人在地缘 政治格局剧变关头的明智抉择，特别是严格遵守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对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健康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人类社会是多姿多彩的，国家发展模式是多样化的。一个国家选择何种社会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决定，别人无权干涉。本着这一国际基本准则，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及时向俄、哈、吉、塔等独联体国家伸出友好善意之手，成为最早承认它们独立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中国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创始国，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等原则 的基础上，与上述四邻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建立了广泛联系，高层往来频繁，彼此间的理解与信任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在事关国家安全、政局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大家相互支持，态度鲜明。中国支持俄、哈、吉、塔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稳定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支持它们对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所持的严正立场，认为车臣问题是俄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俄、哈、吉、塔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西藏是 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支持中国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立场，不允许任何组织和势力在其领土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凡此种种，均为各国间的睦邻友好大厦及“上海五国”机制奠定了牢固基石。

　　二、采取切实措施共同谋求边境和平，责任及安全与共 

　　中国与苏联有着长达75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苏联解体后则自然变为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的共同边界。毋庸讳言，不仅在历史长河中，就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这条世界最长的陆地边界上，有着交往密切、使者不绝于途的美好记忆，也经历过风雷激荡、重 兵对峙乃至兵戎相见的阴霾时日，双方为此都付出过沉重代价。据俄罗斯专家估计，按1980年的物价水平计算，与中国的20年(60—80年代)对抗使苏联国库耗费了大约1000亿美元[3]。斗转星移，事过境迁。在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化干戈为玉帛、变险阻为通途，已成为时代的呼唤及边界两侧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期盼。

　　在睦邻友好关系日趋加强的基础上，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1996年4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多边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从此诞生。1997年4月，五国元首在莫斯科再次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协定是相互联系的，又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它为中国与四邻国之间边境地区的相互信任和安全确立了牢固的法律基础。第一个协定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第二个协定规定：双方将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等等。这样的相互取信和承诺是亘古少有的，它首次在7000多公里的边境地带上建立了信任和透明、军事活动可预测和可监控的区域。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这两个文件将永远载入我们五国关系史册，并将在国际上产生积极影响。”“五国边境裁军协定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国家间文件，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它的签署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促进五国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提供了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为增加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途径。”俄总统叶利钦评价裁军协定“具有突破性意义”，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该文件“在当今世界是没有先例的”，“实质是面向21世纪”。吉总统阿卡耶夫说，“五国最高领导人建立了军事领域合作的崭新的国际基础”，它的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4]

　　三、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和原苏联之间的领土、边界争端迟迟未能妥善解决。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中国为一方，以俄、哈、吉、塔为另一方，顺乎时代发展潮流，怀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紧迫感，在平等协商的原则下既尊重历史，又互谅互让，大大加快了关于边界走向问题谈判的步伐，成效显著。据有关方面材料，迄今，中哈边界(1700多公里)、中吉边界(1000多公里)问题已全部解决。中俄边界(4200多公里)的98%已得到准确划定，仅剩极少地段和界河中的个别岛屿有待进一步协商；双方于去年12月9日签署了《关于对界河中各个岛屿及附近水域进行共同利用的协定》，这是积极灵活推动解决余下问题的又一举措。1999年8月，塔总统拉赫莫诺夫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中塔国界协定》，两国边界(500多公里)问题部分得到解决；江泽民主席今年访塔时两国元首商定要加快谈判进程。现在可以乐观地说，世界最长陆地边界上延续数百载的陈年老账已基本理清，彻底全面解决在望，这是国际关系史上了不起的一件大事。环顾当今世界热点地区：阿以对抗，印巴冲突，英、阿(根廷)交恶，非洲大陆的战乱频仍等，大多与历史遗留的领土和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有关。至于人们记忆犹新的科索沃悲剧和前南地区的惨遭荼毒，更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利用巴尔干的边界领土和民族争端而蓄意制造的。诚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中国与四邻国顺利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意义重大而深远。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新著中不无动情地写道：“我们与伟大的邻邦中国妥善地、合法地解决了边界问题”，“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体悟到自己是有12亿人口的伟大中国友好而又值得依赖的邻邦，他们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5]

　　四、联合打击国际邪恶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近年来，在中亚及邻近的高加索等地，宗教极端、国际恐怖、民族分裂等国际邪恶势力日渐猖獗，暗杀政府官员，制造爆炸恐怖事件，绑架人质，挑起暴乱并与政府公开武装对抗，甚至提出改变现行宪政制度和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等口号。种种迹象表明，这几股邪恶势力正在走向合流，它们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其能量和破坏性明显增大，不仅严重威胁一 些国家的安全，而且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稳定。面对共同的安全任务和需要，在“上海五国”框架内联合打击国际邪恶势力的合作不断加强。1998年7月，“上海五国”阿拉木图会晤上，首次集体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与会国一致认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各方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1999年8月，五国元首比什凯克会晤提出了“采取联合行动”问题。《联合声明》规定“五国主管部门将采取措施开展协作， 包括举行磋商并在1999—2000年间制订有关联合行动计划”。今年7月5日，“上海五国”元首最新一次会晤已将五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推向新阶段。《杜尚别声明》庄严宣布：各方重申决心联合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主要威胁的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为此，五国将尽早制定相应的多边纲要，签署必要的多边合作条约与协定，定期举行五国执法、边防、海关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会晤，视情在五国框架内举行反恐怖、反暴力活动演习。这三次会晤的 共同文件都一再强调：“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及社会秩序的活动。”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五国在打击国际邪恶势力上的合作，正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它同时体现出合作伙伴间的平等协商原则、共同安全精神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行事准则。这是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安全观的具体实践。

　　五、为国家平等相处和共同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做出榜样 

　　“上海五国”不仅社会制度不同，而且在幅员、人口、资源、经济实力等各方面的情况差异很大，但在开展多边及双边合作的过程中，它们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助互利、共同发 展，彼此成了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还需指出的是，“上海五国”机制从一开始就郑重宣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是透明开放的，欢迎其他有关国家在国家间或其他水平上参与五国合作的具体计划和项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应邀出席杜尚别会晤就是有力的证明。而当今世界的某些军事条约组织和联盟，本来就是冷战产物，但不仅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消亡，反而变本加厉地不断加强、扩大，对内门规森严、主次分明，对外颐指气使、寻隙滋事，继续充当国际麻烦的制造者。前后相比，相距何其远矣!

　　“上海五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缘位置重要，榜样的作用和影响的辐射力不容低估。江泽民主席早在去年的比什凯克首脑会晤上就指出：“中、俄、哈、吉、塔五国面积占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三，人口占全球的近四分之一。我们五国的睦邻友好相处，加强合作，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们所倡导的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新型安全观及其成功的经验，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范例。”[6]在此次杜尚别会晤中他再次强调：“欧亚大陆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而中俄是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哈、吉、塔三国位于欧亚大陆的重要地带，我们五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 合作关系，对维护本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7]

　　六、申张正义，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开辟道路 

　　冷战结束迄今已10年，但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新干涉主义”明显抬头，某些国家和势力企图建立单极世界的野心日益昭彰。霸道和殖民恶习严重的某些西方强国和军事集团，打着捍卫民主、人权的幌子，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直至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入侵和肢解，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毕竟已进入新的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主旋律，要求国与国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公正、合理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上海五国”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诞生的，这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国家关系中的重大事件。4年多来，五国在合作中就广泛的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或相近立场。如坚决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反对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私利垄断全球和地区事务的企图；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本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权利，反对以“人道主义”和“保护人权” 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针对美国等企图破坏国际战略稳定、夺取单方面军事和安全优势的图谋，五国元首前不久签署的《杜尚别声明》强调：必须无条件维护和严格遵守1972年签署的禁止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反导条约；在亚太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破坏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与会各方支持中国关于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立场。随后在北京举行的中、俄最高级会晤还发表了两国元首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进一步表明两国反对华盛顿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严正立场。这是对美国企图破坏国际战略平 衡、独霸世界欲望的当头棒喝。

　　近年来，五国在合作中就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不少有价值的主张和建议：坚持认为和平共处诸项原则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所有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谋取霸权，推行强权政治，垄断国际事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排除经济关系中的歧视做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等等。可以说，“上海五国”友好合作的实践和五次元首会晤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就是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回顾已走过的历程，“上海五国”框架内的合作成果卓著、举世瞩目；展望未来，面对世纪之交的机遇和挑战，任重而道远。《杜尚别声明》已为五国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合作绘制出宏伟蓝图，五国领导人在会晤中的讲话高瞻远瞩，语重心长。江泽民主席对五国今后合作的水平和优先方向作了精辟论述，并提出了4点倡议：(1)充实和完善“上海五国”机制；(2)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3)推进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合作；(4)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五国政府和人民将会无比珍视已取得的合作成果和经验，顾全大局，协同一致，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复杂局势保持清醒认识，特别是高度警惕来自五国区域内外的干扰破坏。晴日初破雾，风正好扬帆。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来日方长，大有作为，势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1]指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因五国首脑第一次会晤在上海举行，故被国际媒体称为“上海五国”。

　　[2]江泽民主席在杜尚别五国元首会晤中的讲话，新华社杜尚别，2000年7月5日。

　　[3]俄通社-塔斯社，2000年7月17日。

　　[4]新华社莫斯科，1997年4月24日、4月25日。

　　[5]纳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6]新华社比什凯克，1999年8月25日。

　　[7]新华社杜尚别，2000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