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一种交易成本分析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已初具规模，但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尚无系统的学理分析与解释。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等相关国家的制度选择，其中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问题领域的制度选择可能不同。对此，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模型可以提供一种有力的解释。定序度量问题领域敏感性、国家同质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六个影响交易成本大小的变量，是比较相关缔约国交易成本大小的方法。对上海合作组织制度形式选择的交易成本分析具有一定的政策寓意。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制度形式选择；交易成本；中国；俄罗斯

　　【作者介绍】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邮编： 100089)；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邮编： 100872)

　　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地区安全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其中，中国积极推动并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机制备受瞩目，这也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周边外交举措。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创设的第一个国际组织——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就研究取向而言，仍是政策动态分析多于学术学理研究；就研究议题而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过程及其性质与功能的描述，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与展望等时政追踪型分析。[1]也即现有成果缺少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视角，未能提出重要的学理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等问题尚无人关注。鉴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丰富的学理与政策意义，基于对现有研究的综述与反思，本文试图通过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运用交易成本分析的路径，来解释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选择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冷战期间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即从一边倒到反苏反美，再至20世纪70年代联美反苏，到80年代则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初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仍恪守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十六字方针。然而， 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对周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的重视。[2]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将加强中国周边外交作为新时期对外工作的重点，并确立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八字方针。其实，中国早在1990年代初就迈出了周边外交的步伐： 1994年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 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 2003年至今，在中国的主导下，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已成功进行了五次。凡此种种体现了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

　　上海合作组织立基于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是中国主动创立的第一个国际组织。一般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991—1995年延续中苏边境谈判、1996—1997年建立军事互信关系、1998—2000年走向地区安全合作、2000—2001年建立新型地区合作组织。[3]总体而言， 1996—200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阶段，而2001—2006年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与制度化阶段。如果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国际制度，我们会发现1996—2006年十年间，各缔约国在彼此安全关系中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形式。[4]具体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包括从“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向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演进过程。从2001年成立至今的五年，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与机制化进一步提高的阶段，包括组织的法律地位、机构设置等进一步完善。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元首会晤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从国际法意义上确立了组织的真正诞生； 2004年1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正式成立； 2004年6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地区反恐中心正式成立等等。因此，从制度形式的选择来看，中俄和中亚各国在安全合作上经历了从首脑会晤机制向正式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的转变(图-1)。

　　这一转变过程就是我们所要提出的论题，即作为一种组织实体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可以化解为不同的方面，即为什么“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会演化为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对组织制度形式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上海合作组织缔约国对制度形式的偏好有哪些不同?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或产生这些差异?等等。

　　二、既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基于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回顾，我们发现尚未有学者系统地提出这一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问题，而只有部分文献对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历史必然论。[5]这种立基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必然论，认为“上海五国”向上海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转变，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进化论解释，就宽泛意义而言，能解释所有的历史演进事实，但这正是它的局限与不足所在。第二，利益合作论。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合作利益，因此，共同利益的存在促成了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的行动。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一定导致合作行为的出现。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行为主体对共同利益的共有认知以及国际合作的出现是三个不同的问题。“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也是建立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如果只考虑共同利益，则无法说明从首脑会晤机制向正式地区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第三，新安全观论。这一论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指导下的产物，是“新安全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关系实践的反映。新安全观是后冷战时期中国提出的一种处理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基于新安全观的指导，组织的创立体现了新安全观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应用，但我们不能把中国倡导的对外政策理念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的缘由。第四，国际机制论。[6]这一观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曰国际机制理论的产物。因此，上海合作组织既立基于西方国际机制理论，又反映了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假设。但这种解释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因为上海合作组织体现或印证了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假设，与国际机制理论是上海合作组织创设的理论根基或根源，这是大相径庭、必须加以区分的问题。

　　可见，现有对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原因的各种分析，未能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提供充分的论证，也没有从有效的理论路径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阐发。有鉴于此，本文拟提供一种系统的新制度经济学路径，运用“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模型”[7]，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加以解释，并在检验我们模型的同时，揭示上海合作组织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意义及政策寓意。

　　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安全合作形式的选择 

　　1990年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经历了从西方“一边倒”到东西兼顾的“双头鹰”政策的转变。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缔约国共处中亚战略要地，且基本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模式等同质性较大，因此，本文将中亚各国看作是统一的单一行为体。当然，中亚各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如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对于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权重问题，中亚各国尚存认识分歧。由此，我们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制度选择行为体分解为三部分，即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各国。

　　根据我们提出的制度选择模型，在特定国家间的合作交易当中，相关国家都倾向于选择各自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国际治理结构。由此推知，在中亚安全关系结构中，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都倾向于选择自身交易成本最小的国际合作治理形式。一般而言，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影响变量总共有六个，包括问题领域敏感性、国家同质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8]以下我们依据这六个影响变量，对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之间合作交易的成本大小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制度选择问题，重点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的制度形式选择。

　　1.问题领域敏感性 

　　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问题领域为安全领域。军事安全领域属于国际政治的“高级政治”范畴。在当今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社会中，政治安全领域为最为敏感的问题领域。我们认为在21世纪初的双边或区域安全合作关系中，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大可能选择类似北约的正式军事联盟制度形式。从全球范围来看，跨大西洋区域安全体系一体化进程的制度化水平远高于东亚或中亚地区的安全体系。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由于共同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感的缺失，以及安全格局的特性等因素，东亚很难出现诸如跨大西洋联盟那样的安全共同体。[9]由于国家主权对于军事安全合作的高度敏感性，这决定了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在选择合作制度形式时，排除了诸如超国家组织的制度形式。

　　中国对于中亚安全合作的制度选择的敏感性还来源于现实的政策考虑。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政策的反思，自邓小平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一贯强调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说， 199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基于这种外交理念，中国的多边外交与周边外交相继兴起，并积极发挥作用。具体到大国关系层面， 1990年代中国掀起了“伙伴关系”外交，与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大国相继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中国也积极融入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10]如此，中国对于中亚安全合作的态度虽然积极主动，但在制度形式选择上却行事谨慎。类似北约的正式军事联盟组织绝非中国的首要考虑。因为针对第三国或其他军事联盟组织的联盟制度形式，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在于威胁(客观威胁或假想威胁)的存在及强化。而这种制度形式显然不符合中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选择预期，因为它会刺激中国与相关大国的军事紧张与对抗关系。

　　同理，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1990年代后期实施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外交政策。基于美苏对抗的历史教训，以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国力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外交工作的重点在于平衡东西方国家，为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奠定基础。普京继承了叶利钦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我们不可能有向西的也不可能有向东的倾斜。现实的情况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地缘政治地位的大国，到处都有它的民族利益”。[11]世纪之交，除确保国家安全与主权完整等根本原则外，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为两方面。其一是加强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其二是与外国及国际组织寻求共识和利益，改善国际合作条件与同盟关系体系。[12]基于对俄罗斯能力与意图的判断，我们认为正式军事联盟的制度形式显然不符合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理念。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后，俄罗斯也一再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并非针对某一国家，其目标是为了对付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组织的成立有利于推动国际安全新机制的建立。[13]

　　基于以上分析，由于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固有的安全合作敏感性，以及受中俄世纪之交的现实对外政策的制约，根据我们模型中关于问题领域敏感性与制度化水平相关性的假说1，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问题领域敏感性越低，缔约国就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治理结构”，我们认为中俄两国在中亚安全合作关系中不可能选择类似北约的正式军事联盟制度形式。

　　2.国家同质性 

　　国家同质性是指相关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程度。根据我们的研究，相关国家的同质性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治理结构。对于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而言，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同质性影响变量的作用较大；而对于安全合作的制度形式而言，国家的政治、安全体制的同质性影响变量的作用较大。以下我们对中俄两国的同质性进行纵向历史比较，进而分析两国国家同质性的相对变化与制度形式选择的相关性。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以西方民主为模本建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处于一种国家政权软弱无力的状况，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2000年普京执政，在国家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法律等手段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如“打击地方分立主义、‘削藩’，将地方精英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分化、压制反对派，扶植‘政权党’占据议会多数，形成与总统合作，甚至听命于总统的立法机关；打击、削弱寡头势力，夺回对舆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14]与叶利钦全盘推行西方民主不同，普京推行以建设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建立了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高度的中央集权机制。1990年代俄罗斯全面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混乱与失序，而普京权力集中化的举措虽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15]却产生了积极成果，如社会政治气氛较为和谐、中央对地方的权威重新确立、党派斗争减少等。21世纪初俄罗斯民众对民主的热情比90年代初大为减退，经济生活成为主要关心的议题(表-1)。

　　表-1　俄罗斯最优治理形式的民意测验（单位：%） 

　　资料来源：“Prosperity Tops PoliticalReform： RussiasWeakened Democratic Embrace”，2005PewAttitudesSurvey， January 5，2006，http：//pewgloba.l org/reports/display. php? ReportID=250，2007205222.

　　重新审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道路，强化国家政权建设，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从国家同质性的角度分析，普京的这些举措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俄罗斯和中国的权力结构或政体类型的差异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因为中俄两国都无意、也不可能走全盘西化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是探求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同属于转型国家的中国和俄罗斯，不约而同都建立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威权主义”政体。俄罗斯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和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16]第二，与此相反，俄罗斯和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差异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因而，普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招致了西方国家所谓“民主的倒退”的质疑和批评。但问题的症结在于，正如普京所言，如果只是简单照搬西方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俄国的改革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俄罗斯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这条道路必须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17]换句话说， 21世纪初中俄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减少了，“共同语言”增多了，国家同质性相对增大。因此，根据我们模型中的假说2，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国家同质性程度越高，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我们认为，随着俄罗斯不再将西方模式作为本国转型的目标模式，各方将会选择制度化水平更高的国际治理结构。

　　3.透明度 

　　从“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在这一制度形式的演进过程中，缔约国家的双边与多边谈判以及其后的定期首脑会晤机制的建立，对于建立军事互信、扩大各缔约国的安全政策体系及军事透明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根据我们建立的国际关系制度选择的假说3：透明度越高，缔约国就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治理结构。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近代蒙受殖民侵略的惨痛经历，领土问题一直是历届政府界定国家主权的核心要素。因此，国家统一和边界争端问题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议题。苏联的瓦解和崩溃，客观上为中国解决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提供了有利条件。1990年代，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展开了系列谈判，解决了系列的领土争端，或者为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相关国家还达成了边界领土互信、军事领域互信等成果。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当属中俄之间的边界谈判。中俄边界谈判在90年代初就已展开， 1996年4月26日，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吉塔为另一方，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其中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18]紧接着一年之后， 1997年4月24—25日，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中国与俄、哈、吉、塔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的人员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保留的最高限额；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19]随后几年间，中国与哈、吉、塔等国相继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协定，增大了相关各国在安全领域的透明度及信任，为安全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见表-2)。

　　表-2　“上海五国”关于边界问题和军事互信的相关协定(1994—2001) 

　　资料来源：人民数据库(1992—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2006年12月1日。

　　“上海五国”相关各国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带动了五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的延续，以及各国安全政策制定程序、军事意图和边界军事信任等安全议题透明度的增加。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三股势力”的凸显，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等问题上加强了相互支持和合作。1999年12月，“比什凯克小组”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成立； 2001年6月15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在北京签署。由于上海五国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并加强了军事互信与军事合作，因而相关各国在安全领域的透明度有了显著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根据我们模型中的假说3，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透明度越高，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我们认为，与90年代中期相比， 21世纪初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更可能在区域安全关系中采取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治理结构。

　　4.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包括物资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地点专用性。在安全合作领域，物资资产专用性表现为对武器装备的依赖；人力资产的专用性主要体现在合作各方的军事任务分工上。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主要领域为打击“三股势力”，属于非传统安全合作。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三股势力”的安全威胁不在于其是否拥有绝对或相对的军事实力，因此，俄罗斯和中国在物资资产专用性上的优势难以发挥。而由于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原始数据难以收集，故本文对此不做比较。相反，我们认为地点专用性对于中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本文资产专用性影响变量的主要指标为地点专用性。

　　中国和俄罗斯在资产专用性上的脆弱来自于地点专用性。这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高危地区，即中国的新疆和俄罗斯的车臣，这两个地区紧靠中亚，与中亚的政治经济等联系相当紧密。此外，近年来中亚各国也成为各种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活动的温床。诚如亨廷顿所言，各大文明的交界地带与断裂带，是当今地区国际冲突的频发地带。[20]而中亚就处于这样的地带。上海合作组织所定义的“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活动频繁，已对相关国家的国家稳定与主权领土完整，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俄两国打击“三股势力”必须得到中亚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地点支持。因为不深入中亚国家内部及进行合作，则难以清除“三股势力”的滋生土壤。

　　中国新疆的分离主义恐怖组织“东突”运用各种极端恐怖手段，企图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1990—2003年十余年间，“东突”分子总共发动了260余场恐怖袭击，造成600多人伤亡。“东突”分子与中亚恐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1000余名“东突”分子在基地组织受过军事训练，并广泛参与基地组织在中亚、车臣等地的恐怖活动。[21]正如中国政府指出：“疆独”的特点在于里应外合，“东突”势力“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22]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车臣分裂势力。世纪之交，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暴力活动愈加频繁，已对俄罗斯的主权造成重大威胁，由此引发1999年俄罗斯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正如叶利钦指出，车臣分裂分子的危害性会“使国家面临彻底解体，各地区民族冲突以及人道主义灾难的危险，而且其规模将会比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的规模要大得多”。[23]中俄边境恐怖势力及其活动的共同特点为分离极端势力已经国际化，即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其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本国境内，而且大肆“流串”于中俄及中亚国家的交界之地，中亚地区俨然成了中俄分离恐怖势力的后方基地。面对这种分离极端势力的急迫威胁，“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的议题在1998年前后即有所转移，此后着重讨论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24]跨国界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对于中俄两国意义重大。

　　正是基于这种理由，中国在冷战后十分注重周边外交，改善和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因此，中俄与中亚各国开展军事和安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可以深入中亚各国腹地，铲除威胁民族国家分裂的隐患。根据我们模型的假说4，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我们认为，当“三股势力”威胁上升时，中国和俄罗斯在区域安全合作中更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

　　5.不确定性 

　　我们判断不确定性的基本指标为交易伙伴或潜在的交易伙伴、信号传递和外生震动等几个方面。[25]

　　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基本格局与中亚战略态势来看，“上海五国”的外在潜在交易伙伴主要为美国及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军事联盟组织。首先，就中美关系而言，虽然克林顿政府时期是中美关系较为平稳的时期，而且90年代后期，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但其实中美伙伴关系的建立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错误知觉的产物。[26]到了世纪之交，中美之间的波折即频频发生，如关于台湾问题的摩擦不断，而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的“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跌至谷底。2001年小布什政府执政，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给中美关系投下了很深的阴影。而对俄罗斯来说， 90年代初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并没有获得倾心已久的利益和地位，因此俄罗斯外交战略重新调整，东方外交重获重视和关注。1999年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悍然发动科索沃战争，致使俄美关系跌至最低点。北约轰炸南联盟次日，叶利钦直言“如果战争的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俄罗斯必定会卷入冲突。新的‘冷战’就要爆发。”[27]至于中亚国家，由于受苏联解体的后遗症震荡，整个90年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容乐观，各种民族与宗教问题十分严重，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可以为中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而北约则可提供安全保证。因此，从交易伙伴或潜在的交易伙伴而言，中国和俄罗斯比中亚各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必须随时“警惕”中亚国家的骑墙政策，即与北约国家进行安全合作而带来的类似于“联盟背叛”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从交易伙伴传递的信号来观察，中国和俄罗斯是否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如前所述，中亚各国并非只面临着与中国和俄罗斯安全合作的可能。冷战结束后，北约军事集团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大举东扩，其矛头直逼中亚战略要地。中亚各国正值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和调整的紧要关头，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与安全保证面前，自然是各有所需，希望借助美国实现经济与政治复兴。因此，中亚各国并不排斥与美国接触，相反，在90年代中后期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往来大有增加之势。[28]尤其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关系密切，双方进行了系列军事合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交易伙伴所传递的信号来看，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是稳坐钓鱼台；尽管中亚国家与中俄关系进展顺利，但中亚与美国及北约的“亲密接触”使得中俄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其实，美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即积极向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进军。美国进军中亚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中亚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也是抗衡俄中、称霸全球的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就推出了新中亚战略。[29]在新千年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对中亚的关注与期望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促进民主、经济上扩展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安全方面进行军事援助，防范危机以确保地区安全。[30]2000年前后，中亚的重要性在美国政府和学界引起了新的关注和讨论。1999年3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31]；众议院的听证会也指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150亿桶，天然气储量至少有9万亿立方米。随着美国介入和参与中亚的战略和利益博弈，中亚安全关系被导入更为复杂的局面，中国和俄罗斯也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

　　因此，无论从交易伙伴或潜在的交易伙伴数量来看，还是从交易伙伴传递的信号来看，以及从区域合作的外生震动——美国新中亚战略来看，中国和俄罗斯比中亚三国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根据我们模型中的假说5，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不确定性越大，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我们认为， 21世纪初的区域安全合作中，中国和俄罗斯比中亚各国更可能选择制度化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

　　6.交易频率 

　　我们选择中俄之间军事技术转让与军火贸易额的变化，以及中俄贸易(石油)交易额的变化两个指标，考察中俄在交易频率影响变量上的制度选择行为。根据交易频率与制度形式选择的假说，我们可以对中俄制度形式选择做出如下理论预期，亦即随着中俄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彼此交易物资数量与金额的增加，相关各方将更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更高的国际治理结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军事大国地位。[32]尽管国力下滑迅速，但其军事技术与工业仍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因此，中国在武器装配水平上仍部分依赖俄罗斯的技术转让。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也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一般而言，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经历了从单纯的武器贸易到联合军事演习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装备的交换，先进武器技术的转让与共同开发，军事人员的培训，情报互享，军事演习的共同举行等”。[33]自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发展迅速。首先，从武器的交易来看，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34]根据俄罗斯相关部门的统计， 1996—2001年五年间，中国一直保持俄罗斯最大武器进口国的地位，约30%—50%的俄国出口武器为中国所购买。20世纪90年代，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约价值100多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次，从双方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来看，也是稳步上升。1996年，在中俄签署的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中，俄罗斯同意帮助中国研发新的武器系统。随后几年内，中国和俄罗斯在战斗机、预警机以及教练机等多种武器装备上进行合作。在90年代末期签订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均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2001年7月16日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军事技术合作”，并根据本国法律创造必要的良好条件。[35]这是有关军事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双方从法律地位上正式确立了军事技术合作机制与法律框架。此外，中俄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在21世纪初也悄然展开，并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成功举行多次。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从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中俄军事合作的深度与军火贸易的数额都有很大提高，表明中俄之间军事交易频率增大。

　　冷战后中俄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热经冷，但在能源合作领域，双方的交易前景广阔，且交易额不断上升。1990年代的中俄经济关系很不稳定，每年的贸易额变化起伏不定。世纪之交，双方原定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预期也未实现，结果只有80亿美元。[36]但2000年之后，中俄经济关系有较大起色， 2000年中俄贸易额即一举超过此前1993年77亿美元的最高值，并且维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见表23)从双方的能源合作与交易来看， 2000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01年7月，中俄就库页岛到大庆的石油管道达成协议。新世纪以来，中俄之间的石油交易呈大幅上升趋势，如2005年俄对华石油出口760万吨，比2004年增长30%，预计2006年将达到1200万吨。[37]

　　表-3　中俄双边贸易额的变化(1994—2005)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 //www. fmprc. gov. cn/chn/， 2006年12月1日。

　　以上中俄之间军事技术转让与武器贸易额、石油等能源交易额两个指标，表明21世纪初比1990年代中期中俄贸易额总体增长，双方的交易频率增大。根据我们模型中的假说6，即“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不确定性越大，缔约国越有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我们认为，随着中俄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彼此交易物资数量与金额的增加，相关各方更可能选择制度化水平更高的国际制度安排。

　　四、结　　语 

　　作为一种经验理论模型，“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模型”为回答国家如何进行制度选择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性选择分析工具。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制度选择行为将在某些国际制度的构建或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研究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制度选择行为不仅具有理论分析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的制度选择行为当然受到中国国家利益的驱动，但是简单的“国家利益决定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的制度选择行为。正如王逸舟所指出的：“国家利益的观点的确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同样不是没有缺失的，至少传统的、比较狭窄的定义是不够的，它没有考虑新的形势与矛盾，比方说，全球化时代国际体制的复杂性，或者国家的需求与国际的需求的某些重合。”[38]制度选择模型至少从“国际体制的复杂性”角度，为分析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研究工具。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主动积极推动建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待周边地区的安全合作具有不同的动因与态度，上海合作组织则是典型的积极主动型。[39]从2001年成立至今的五年中，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加强机制化和制度化建设，合作领域也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济、文化等领域“外溢”。但是，上海合作组织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及问题。本文的理论解释，对于如何看待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在建立过程中，由于相关缔约国在不同的阶段交易成本不同，各国在不同时期对区域安全合作的制度形式的态度会发生一定的变化。21世纪初，相关缔约国选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上海五国”演进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

　　第二，由于不同缔约国的交易成本不同，各个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制度形式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别。上文分析表明，中国和俄罗斯在大部分领域资产专用性较强、不确定性较大，从而两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较高。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走向制度化和机制化的缘由。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变化的根源，在于不同缔约国之间交易成本大小的平衡。如果对于相关合作问题领域的敏感性、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的评估相差太大，则可能导致成员国之间态度与立场的差距拉大，从而不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进程。

　　第四，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已提上议事日程，但这些方面的合作仍停留在较低的制度形式，而且存在不少困难和阻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可以提高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可以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建设。

　　简而言之，相关成员国对待上海合作组织的态度与其自身的交易成本大小紧密相关。故分析相关缔约国的交易成本大小，可以考量其态度与行为的变化。本文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选择分析，或可为解释和预测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一种有效的视角与方法。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形式研究”(批准号:05JCGJW012)的成果之一。]

　　注释： 

　　[1]参阅高飞:《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综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4期，第79—83页。

　　[2]关于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变化与发展，参阅: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苏长和:《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中国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 Thomas J. Christensen，“Chinese Realpolitik”，Foreign Affairs， Vol·75， No·5， 1996， pp·37—52； Evans S. Medeiros and TaylorM. Frave，l“Chinas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 Vol·82， No·6， 2003， pp. 22—35。

　　[3]许涛、季志业主编:《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4]关于国际制度形式的划分标准，参阅: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66页。

　　[5]王金存:《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76—81页。

　　[6]何卫刚:《国际机制理论与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5期，第58—63页。

　　[7]本文旨在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和验证，故对“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模型”并不展开叙述。有关论述见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120—190页。

　　[8]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89—105页。

　　[9]Christopher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Multilateralism”， i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3， Summer 2002，pp·575—607.

　　[10]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外政策理念的变迁情况，可参阅冷战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文本。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11]《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外部安全环境》(2001年1月26日，莫斯科)，〔俄〕普京:《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秀分析，可参阅: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2000年6月2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签署)，〔俄〕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陈凤翔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13]《俄外长说上海合作组织目标是对付共同的威胁》，载《人民日报》2002年6月5日。

　　[14]潘德礼:《浅析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第14页。

　　[15]西方学者对普京行政改革的评析，参阅:GordonM. Hahn，“The Impact ofPutins Federative Reformson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Post2SovietAffairs， 2003， Vol·9， No·2， pp·114—153。

　　[16]《千年之交的俄罗斯》(1999年12月30日)，〔俄〕普京:《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第11页。

　　[17]同上书，第6页。

　　[18]《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人民日报》1996年4月27日。

　　[19]《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人民日报》1997年4月25日。

　　[20]〔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21]Ren Dongfeng，“The CentralAsia Politics ofChina， Russia and theUS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Organization Process: A View from China”， editors. sipr.i se/pubs/CentralAsiaSCO. pd，f p. 6， 2007205222.

　　[2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北京， 2003年5月。

　　[23]〔俄〕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曹缦西、张俊翔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页。

　　[24]1998年7月3—4日在阿拉木图举行了第三次“上海五国”元首会晤。这次会晤讨论的主题从边界问题转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加强地区经济合作。

[25]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100—104页。

　　[26]王栋:《超越国家利益——探寻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46页。

　　[27]〔俄〕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第297页。

　　[28]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美国出于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考虑，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急剧升温，对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据有关学者分析，中亚国家出于自身需要，在对美关系中持积极主动的立场。参阅孙壮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29]关于1990年代前期和中期美国新中亚战略的分析，参阅万光:《美国的新中亚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第13—16页。1990年代后期，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注逐步上升，经济援助、北约东扩、首脑互访等成为美国推行新中亚战略的重要手段。如1997年美国对中亚的经济援助为6. 2亿美元， 1998年则为9亿美元，上升了34%。

　　[30]“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White House Paper， October 1998；“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New Century”，WhiteHousePaper， December1999.

　　[31]“The Silk Road Strategy Act of 1999”， 10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Reported byM. Helms， from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11， 1999， http: //www. eurasianet. org/resource/regional/silkroad. html，2007205222.

　　[32]俄罗斯基本上继承了苏联的军事能力: 80%的战略核力量、75%的部队、50%的武器装备和70%的军工企业。

　　[33]李承红:《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回顾与展望》，《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4期，第19页。

　　[34]关于中俄军事交易的具体数额、款项等，目前中文文献尚难以系统收集。对相关英文和俄文文献做过一些整理。因此，本文的数据并非出自官方。本文只对交易频率进行宏观纵向比较，关于具体的交易内容等，可参阅: Robert H. Donaldson and John A. Donaldson，“The Arms Trade in Russian2Chinese: Identity，Domestic Politics， and GeopoliticalPosition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Vol·47， No·4， December 2003，pp. 709—732；李承红:《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回顾与展望》；王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下的军技合作》，《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第62—68页。

　　[35]《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中俄元首联合声明和宣言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36]Tian Chun2sheng，“Sino2Russia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Future Prospect”， in CASS ed.，Social Sciences: SocialSciencesChineseAcademy ofSocialSciencesForu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Press， 1999， p.143.

　　[37]《聚焦俄罗斯能源:中俄石油贸易仍有扩大空间》，新华网莫斯科2006年4月8日电。

　　[38]王逸舟:《启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维度研究》，载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39]有学者将冷战后中国多边安全合作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慎重稳健型， 1994—1995年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慎重积极型， 2003年中国参加六方会谈；主动积极型， 2001年中国创建上海合作组织；主动稳健型尚未出现。参见姜宅九:《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第1—27页。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