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的认同成效与困境
内容提要：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的认同问题已引起政策界与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基于关系理论，上海合作组织的认同可提炼为一种“关系认同”，即在上海合作组织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成员国在对其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认知的基础上对组织产生的归属感。借助关系认同这一概念工具考察可以发现，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同总体上呈现工具性认同、价值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三位一体的格局。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实践部分满足了成员国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情感需求，因而在利益、价值和情感维度，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展现出相应程度的积极认同。不过，上海合作组织的认同基础较为薄弱、关系认同的结构分布不均衡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认同在成员国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裂痕等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认同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需在巩固现有认同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成员国的工具性认同、价值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并以“关系治理”为基本取向对成员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进行调适，同时积极协调成员国间的关系及上海合作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使认同真正成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外交;关系理论;认同理论
作者简介：陈亚州，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青年研究员（兰州 邮编：730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颜色革命'的发生、扩散与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J05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引言
认同问题不仅是国际组织在发展进程中不同程度遭遇的现实困扰，而且是国际组织研究未予以充分探讨的理论课题。 自首轮扩员进程启动以来，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的认同现状引起政策界与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2017年强调，上合组织需要“逐步形成成员国各界别、各阶层对'上合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国内主流观点认为，应不断强化宣传上合组织的精神、理念和共同价值观，增强新老成员国的集体认同感。有国外学者指出，在上合组织目标和任务日益拓展的情形下，学界不仅要研究成员国间的技术合作及其政治意愿，更要充分重视旨在促进成员国相互理解、有助于塑造积极的组织形象和提升组织认同的活动。事实上，认同缺失的状况存在于上合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作为一个处于成长期的新型地区合作组织，该问题以往未被提升至组织层面进行深入探讨。
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上合组织首轮扩员完成和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形势下，倘若上合组织的认同困境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无疑将削弱成员国的凝聚力和上合组织的区域治理能力。新形势下，上合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巩固并重塑组织认同，使认同成为保障组织行稳致远的内生动力。上合组织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中国在欧亚地区践行开放性多边主义的重要制度依托。因此，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开展研究对于推进中国外交、改善区域治理成效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等具有重要意义。培育并提高上合组织认同的重要价值在于，强烈的“自我观念”能够激励上合组织辨识成员国的共同利益、界定组织的阶段性目标和发展战略，进而提高地区合作效率和质量。当上合组织的认同得以有效塑造和清晰界定时，组织制定的目标和成员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将释放出更大的潜力。尽管学界意识到国际组织的认同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并对欧盟、东盟等国际组织的认同构建及其成效进行了集中研究，但是总体而言，国际关系研究对于上合组织的认同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
本文拟整合关系理论的相关观点以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开展理论和经验研究。全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涉及上合组织认同的现有研究视角进行归纳并予以简要评述。其次，将上合组织的认同纳入关系理论的视阈，尝试构建一种能够开展系统分析的路径。再次，借助该路径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成效进行全面分析。最后，讨论上合组织的认同困境及其原因。
二、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
学界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开展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存在三种研究视角∶地区认同视角、集体认同视角和地缘政治视角。
第一，地区认同视角。地区是具有认知和社会意义的区域整体，地区认同指若干地理上接近并相互依存的国家在观念上的相互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意识，强调地区国家的长期互动及它们与域外国家的互动和社会比较对于国家维系自身作为区域成员的意义。依据认同的来源，地区认同可分为回应性认同、功能性认同和归属性认同。 选择该视角的学者将成员国对组织涵盖地区的忠诚作为衡量上合组织认同的参照。据此，王彦智认为，上合组织的认同主要源自成员国的历史发展经验以及它们基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和自身利益考虑而形成的理念和文化认同，可视为一种"政治型回应性认同"。上合组织的功能性认同尚处于培育阶段，而归属性认同几乎不存在。这是学者们十多年前通过对上合组织的观察得出的论断。当前，上合组织的功能性认同已获得明显提升，归属性认同亦相对有所提高。也有学者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审视上合组织的地区认同，认为成员国很大程度上出于物质激励或利益趋同开展地区合作，导致上合组织的凝聚力较弱、规范内化程度较低，并使组织以一种“权宜联盟（axisof convenience）”甚至“麻烦联盟（axis of inconvenience）”的形式存在，与真正的地区共同体相距甚远。事实上上合组织对于地区共同体的构建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外，陈小沁等认为上合组织的地区认同缺失导致成员国间的“信任收益”相对有限。总体来看，地区认同视角将上合组织的认同框定在组织所在的区域之内，认为上合组织的认同维持在相对有限的水平。
第二，集体认同视角。依据建构主义理论，集体认同指涉行为体对集体身份的认同，集体身份的构建需要“重新界定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构建一个'共同的自群体身份'（in-group identity）或是称为'群我意识'”。有学者指出，上合组织利用“去殖民化”和“反帝国主义”等反干涉话语尝试构建集体认同，不过，这是一种基于对外部威胁进行被动式回应而开展的认同构建。而且受成员国民众心理隔阂、对中国地区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战略疑虑以及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发展方向上缺乏共识等影响，上合组织构建内生型认同面临不少挑战。相当一部分学者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上合组织的集体认同不仅缺乏历史基础，而且成员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等的异质性导致上合组织未能形成、“共同价值观”。不仅如此，上合组织还面临欧亚大陆竞争性多边主义的挑战。在欧亚地区制度重叠的复杂环境中，上合组织被部分成员国视为开展地区合作的一种选项，该地区现存的其他多边组织为成员国寻求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替代性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合组织的集体认同。鉴于此，构建价值观高度融合的欧盟式集体认同难以契合上合组织的发展实际。考虑到上合组织正处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阶段，成员国应以制度认同为基本导向构建组织认同。即便如此，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较高水平的集体认同也并非不可能。总之，集体认同视角的基本观点是，上合组织的集体认同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制约，深层次集体认同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
第三，地缘政治视角。该视角主要考察成员国的地缘关系、上合组织的地缘环境及大国的地缘战略和竞合关系等对上合组织认同的影响。相比于地区认同视角和集体认同视角具有明确的认同类型，地缘政治视角往往并不聚焦某一特定类型的认同，而是更加突出影响上合组织认同的综合地缘因素。这一视角在一些研究成果中有或明确或含蓄的体现，根据相关研究可以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做出大体判断。明确以地缘政治为研究视角的代表性成果是斯蒂芬·阿里斯（Stephen Aris）和阿格拉亚·斯内特科夫（Aglaya Snetkov）的研究，他们结合批判地缘政治学和话语分析揭示了上合组织构建认同的方式和过程，创造性地提炼出了上合组织的“地缘政治认同（geopolitical identity）”这一概念。阿里斯和斯内特科夫认为，上合组织的地缘政治话语和对于自我/他者关系的构建由三种方式构成，即基于组织成员国构建的组织自我、基于相似或相异他者构建的自我认同以及基于敌对他者构建的自我身份。由于认同构建的参照主体不同，上合组织的地缘政治话语具有多面性和流动性。不过，上合组织对自我/他者进行区分的主要参照对象是西方国家。尽管地缘政治视角是一种替代性研究视角，但通过研究影响上合组织认同生成和发展的地缘政治因素得出的结论与地区认同和集体认同两种视角并无太大差异，同样认为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较低。
地区认同视角、集体认同视角和地缘政治视角在考察上合组织认同时所展现的研究偏好不同，不过，通过对比可见三者具有一定的学术共识：它们均认可“上海精神”已成功内化为成员国的共同价值和行为规范，成为弥合成员国分歧进而汇聚组织认同的核心要素。不过，受成员国历史和文化差异、利益需求多元化、价值多样性、认同维持的社会基础薄弱和区域治理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上合组织的认同不仅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且缺乏获得提升的强劲动力。地区认同视角、集体认同视角和地缘政治视角对于进一步研究上合组织的认同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不过，三种研究成果对上合组织认同的判断总体上倾向于消极。尽管上合组织认同程度不高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但上合组织在近 20年发展中获得成员国越来越多的认同。既有研究成果未能充分阐明上合组织的认同来源、认同内容和认同结构等问题。地区认同、集体认同和地缘政治因素在上合组织的认同生成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对其中一种要素的强调可能会忽视上合组织认同构成的多元特征。此外，涉及上合组织认同研究的成果整体上还存在碎片化和理论化不足的缺陷，通过整合关系理论的相关观点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开展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这些不足。
三、关系认同：概念界定与分析路径
社会科学领域在研究行为体的认同时所形成的三种主流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组织认同理论（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heory）和建构主义理论——尽管对“身份”的界定存在差异，但都承认身份因素在行为体认同生成和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了社会认同和群际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低地位群体提高社会认同的策略选择等。该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知晓其归属特定的社会群体，且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组织管理学借鉴了社会心理学和沟通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组织认同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形成了组织认同理论。该理论将组织身份置于认同分析的核心，认为当个体感知到自我身份与组织身份存在一定契合时，个体往往会产生对组织的归属感。国际政治中的建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理论，其更强调集体认同。社会认同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从不同角度对认同的类别、内容和生成机制等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不过，社会认同理论无意解释个体的获益动机以及基于群体所能给予的物质回报而产生的认同现象；组织认同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组织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分析框架;建构主义理论未能充分关注国家在互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或群体情感在集体身份转换中发挥的作用。由于国际组织涉及跨国认同，其往往掺杂行为体的利益权衡、价值判断和情感体验等，因此仅从上述一种理论视角出发难以对国际组织认同形成全面认识。
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兴起的"关系转向"为重新审视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关系在内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替代性视角。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秉持的实体性思维和冲突辩证法，坚持“关系本位”和中庸辩证法，将“关系”设定为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本单位，对国际组织认同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启示。在对关系的性质及其功能进行有效整合的基础上，可以从关系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一种分析国际组织认同的理论路径。这不仅有助于对关系的类型化做出相对完整的界定，而且可将关系理论的适用空间拓展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
从关系理论的视角出发，“关系”而非“身份”在国际组织的认同分析中居于核心地位。国际组织持续开展的实践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关系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和基础，国际组织的行为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并遵循一定模式，且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当性、展现着成员国的背景知识，因而围绕国际组织主要议题开展的活动可视为国际组织的实践，具体包括举行不同级别的会晤、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或发布联合声明以及开展各功能领域的合作等一系列仪式性和实质性活动和过程。奥利·雅各布·森丁（Ole Jacob Sending）和艾佛·诺依曼（lver B.Neumann）进一步研究了界定国际组织运作结构及其与成员国互动结构的主导性实践（anchoring practice）以及不同实践之间的等级关系。国际组织作为一种实践共同体，通过重复性、社会识别和利用以行动为导向的背景知识开展实践活动，在持续的主体间互动中塑造或重塑自身的内外部关系。因此，实践活动的动态演进赋予国际组织内外部关系一定的流动性和历时性。具体而言，经国际组织实践过程的运动产生的以国际组织为中心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即成员国间的关系、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国际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国际组织的认同成效主要取决于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的运作，故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构成分析国际组织认同的一对重要关系。成员国间的关系、国际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均离不开成员国的参与，它们与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难以完全割裂，前两种关系对于国际组织维持自身认同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认同本身就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指涉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性（自我身份）的形象”。国际组织的认同可视为一种“关系认同”，即在国际组织实践发展过程中，成员国对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效用认知及其对该组织产生的归属感。这一概念明确了国际组织认同的主体是组织正式成员国而非外部行为体，且国际组织认同的核心是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既然关系构成国际组织认同的主要内容，那么对关系的具体性质进行准确判断是分析国际组织认同的前提。关系理论的两种主流研究路径过程建构主义和关系均衡理论在关系性质界定上体现出明显不同的偏好，前者侧重于关系的情感性，后者侧重于关系的工具性。事实上，两种研究路径对关系性质的理解总体上契合黄光国等学者对"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的区分。
尽管如此，关系性质的类型化处理仍有待完善。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社会行为类型化的经典研究，除工具理性和情感行为外，价值理性的趋同或对立是影响行为体关系的一种独立要素，价值理性行为是构成针对其他行为体且具有主观意义的一种社会行为。韦伯认为，价值理性是理论上独立于工具理性和情感的一种普遍的行为动机，行为体“通过有意识的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形式——自身价值（Eigenwert），无关乎能否成功，纯由其信仰所决定的行动”。可见，工具理性和情感行为与关系理论对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的界定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而基于价值理性结成的社会关系却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结合上述观点，依据性质的差异，关系主要可以区分为“工具性关系”“价值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它们不仅显著存在于中国文化和社会中，而且在其他文化背景的社会中也具有普遍性。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工具性关系、价值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三位一体的关系格局。首先，工具性关系是指成员国为实现获取收益的目的与国际组织建立、运作和维持的联系。尽管过程建构主义并不完全排斥工具理性，但将理性置于社会关系的场域中并由关系的、交互的、整体的和社会的因素加以界定，使"关系理性"和"经济人"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关系理性通过关系对理性施以约束，促使理性发生作用的方式从简单直率转向精于经营，使之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展现出不同的实现方式。即便如此，理性的本质似乎并未发生改变。“关系均衡理论”揭示了理性存在不同的实现方式，行为体通过自我克制追求隐含的长远利。从“交换理论”的视角，社会学家证明了基于目的性和功利性谋求建立关系是行为体普遍具有的行为动机。
其次，价值性关系反映了价值的共鸣或分化对于维系关系具有的重要作用，如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志同道合”“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等。由价值共享或冲突产生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现象并不鲜见，西方盛行的“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无不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烙印，且西方在民主价值观上的傲慢与偏见及其执意推进“民主化”对国际政治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尽管行为体并不完全受到价值理性的驱动，但其行为往往具有或明确或隐含的价值预设。价值理性不仅催生价值性关系，而且价值的一致性会影响关系的演变。
最后，情感性关系是除物质收益、尊重与回报及共同利益外构成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关系总是蕴含着一种情感意向，即使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保持一种中立姿态，也反映了行为体的一种情感意向。情感为行为体的认知活动及其与他者关系的界定提供了方向，关系运转过程中所衍生的情感影响行为体对他者的态度和行为。与关系均衡理论试图淡化情感性关系相比，过程建构主义视域中的关系更具伦理和情感色彩。诚如秦亚青所言：“过程还有十分重要的一面，就是建立、维系和强化情感性关系，使行为体在情感趋近的情况下产生集体认同，使得集体认同有着更加坚实的基础。这种情感趋近在许多时候不是理性作用的结果，而是过程中通过不断交往和发展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同时，情感的接近又促动互动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工具性、价值性和情感性关系源自国际组织主导下的实践，它们既是实现成员国共同利益的物质性活动，也是创造价值、规范和意义等的理念性活动，同时是培育集体情感的情感性活动。对关系进行工具性、价值性和情感性区分是一种理论上合理的类型化处理，其中任何一种属性均有可能成为关系最初建立的诱发因素，而随着关系的演进，其他属性将会逐渐衍生并在彼此间形成相互促进或制约，从而使一对相对长久的关系同时涉及工具性、价值性和情感性。在主体间实践发展的特定阶段，其中一种性质的关系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实践的动态发展，工具性、价值性和情感性在行为体关系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展或收缩，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不论它们各自如何变化或彼此间如何消长，这三种性质的成分共生共存于行为体的关系中，且关系的主要性质及关系格局的具体形态受到主体间实践发展演变的直接或间接塑造。对于成员国和国际组织而言，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可能的路径，但是国家作为集体理性程度较高的行为体，其对外行为的根本目标在于追求国家利益，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整体上遵循从工具性到价值性再到情感性的演进路径。类似地，国际组织的关系认同相应地主要由工具性认同、价值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构成，它们展现出各不相同的认同路径。
第一，工具性认同是成员国基于对其和国际组织工具性关系的认可对组织产生的归属感，认同水平主要取决于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成员国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和认同看似互不相容，如社会认同理论有意回避认同源自对工具理性的满足。不过，由于认同在一般意义上指涉行为体将自身界定为群体成员的归属感和群我意识，尤其是在处理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时，群体对个体的工具理性能否给予合理的关切会影响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性认知。不仅如此，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利益，它们均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通过关系的运转获取，这在职员和公司、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等不同形式的个体和群体中均有明显体现。因此，个体的工具理性是否得到满足对其和群体关系的界定以及群体认同具有即时且直接的影响。对于成员国和国际组织而言，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往往具有多元化特征。依据不同的标准，成员国的利益可区分为不同形态。国际组织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类型影响成员国利益的满足程度。进而，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能否通过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途径得以实现决定着国际组织工具性认同的总体水平。国际组织的工具性认同反过来也会塑造成员国的利益和行为，较高程度的认同会激励成员国主动实施符合国际组织的政策和行为，并与国际组织的积极预期保持一致。
第二，价值性认同是成员国基于对其与国际组织价值性关系的认可对组织产生的归属感。国际组织的价值性认同强调的“价值”广义上可理解为国际组织宣示或践行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其贯穿于国际组织观念体系的各构成要素中，并通过国际组织的话语叙事和行为取向加以呈现。国际组织价值和规范的扩散主要存在“有主体过程”和“无主体过程”两种路径。前者存在有意识、有目的的肇始者，推动过程产生预期的效果;后者由于缺乏这样的行为体，过程无法还原到某个具体的行为体。两种路径分别代表了国际组织“自上而下”（有规范倡导者）和“自下而上”（无规范倡导者）两种基本的社会化路径，如在中亚地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和上合组织分别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化模式。自上而下的路径一般具有相对明确的价值和规范叙事，价值和规范的扩散受到规范倡导者和规范接受者互动进程的影响，且成功的价值扩散一般会经历价值生成、社会化和内化三个历程。自下而上的路径体现为过程的去中心和非线性特征，过程的自在运动使价值生成、社会化和内化为同一的进程。因此，在自下而上路径发展的初期，国际组织价值和规范的内容相对模糊。不过，从效果来看，自上而下形成的价值性认同相对稳固。此外，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制度在价值和规范上的竞合关系会引发成员国的认知转换和社会比较，进而影响国际组织的价值性认同。
第三，情感性认同是成员国基于对其与国际组织情感性关系的认可对组织产生的归属感。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具有寻求尊重、信任、地位、荣誉和承认等的心理动机，这些心理和情感需求往往需要借助与显著他者的关系获得满足。因此，在成员国和国际组织或和其他成员国关系中形成的情感体验会影响国际组织的认同。有学者研究发现，“基调情感”以长期情感性情为主要特征，可塑造行为体的信仰、需求和喜好；“状态情感”是一种即时且强烈的情感体验，影响行为体当下的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势下能够改变行为体最初的目标、规划和行为习惯。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的演进不仅会塑造“基调情感现象”，而且两者对某些特定情境的应急式互动反应会产生"状态情感现象"，从而形成成员国的情感体验。不仅如此，成员国的群体情感同样会影响国际组织的认同，学界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群体的集体情感与集体认同、集体身份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如聂文娟认为，在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进程中，群体情感的作用分别表现为社会类别化进程中的群体情感动力、社会比较进程中的群体情感模型以及积极认同进程中的“替罪羊”现象。作为自变量，情感性认同影响成员国的情感投入。如当成员国遭遇焦虑、蔑视和羞辱等消极情感体验，且在对其情感稳定性构成明显冲击的境遇下，成员国会减少对国际组织的情感投入，包括弱化和国际组织关系定位的情感表达、减少与组织其他成员国的主体间互动以及减少民间情感的官方宣传等。
国际组织的关系认同不仅会对成员国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国际组织的发展。由于认同是构成国际组织“行为体属性（actomess）”的必要条件，国际组织作为具有一定自主性和权威性的国际行为体，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的效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行为体属性的强弱，而内部认同或自我认知是衡量国际组织行为体属性的重要因素。迈克尔·豪格（Michael A.Hogg）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具有较高群体实体性（明确的群体界限、一致的成员标准、严格的共享目标和独特的群体特征）的组织往往更容易获得组织成员的认同。认同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国际组织的实体性，进而增强国际组织的行动能力。在此基础上，认同影响国际组织的发展前景，国际组织较为清晰的认同是其呈现自我、增强可见性和相关性不可或缺的因素。较高程度的认同不仅可通过向成员国及其国内民众展现良好的组织形象为组织提供合法性来源，进而维系与成员国的良好关系，还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示由国际组织的认同构建或部分构建的明确的组织形象以提高组织的可信度、认可度和国际声望。
总之，通过整合关系理论的相关观点，并借助关系认同构建一种能够对国际组织认同开展分析的路径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将工具性、价值性和情感性关系融入国际组织认同研究中，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关系理论和认同理论的认识，而且拓展了关系理论的适用空间。上合组织认同的构建及其成效基本契合基于关系认同的分析路径。
四、上合组织的认同类型及其成效
上合组织诞生于“上海五国”共同实践的基础上，其一经成立便以实践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实践是成员国和上合组织关系形成的过程和基础，上合组织实践不断塑造着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关系、成员国间的关系及上合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使上合组织成为一种关系共同体。其中，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价值性和情感性，成员国对其与上合组织关系的认知对上合组织认同具有直接影响。同时，成员国间的关系及上合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样影响上合组织的认同。总体而言，上合组织的认同遵循一定的演化路径，整体上呈现从工具性认同扩散至价值性认同进而延伸到情感性认同的演变轨迹。
（一）上合组织的工具性认同
在上合组织实践中，基于成员国工具理性缔结的工具性关系在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关系中具有相对突出的体现。不论是大国还是中小成员国，工具理性是它们参与上合组织事务的主要动机。俄罗斯推动上合组织成立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自身的战略选择，维持与上合组织的关系也源自自身现实利益的需要，如维护其南部边界安全、抵御北约向独联体地区扩张、打击“三股势力”、遏制毒品跨国流动、维护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稳定以及推动地区一体化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俄罗斯一度对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建设并不热衷，而试图将上合组织整合成能够抗衡西方的政治军事力量。中小成员国与上合组织的互动同样持有鲜明的工具理性思维。对中亚成员国而言，自独立以来，它们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加之相互间龈龋不断、域内大国战略竞争和制度竞争态势日渐显露，对冲战略实际上成为力量相对孱弱的中亚成员国参与地区多边主义促进自身收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有哈萨克斯坦学者坦言，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事务的首要原因是国家利益的驱动。中亚成员国往往利用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并借助群体数量优势等对上合组织的议程设置和发展方向积极施加影响。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同样受到各自获益动机的驱动。事实上，在"上海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缩减武装力量和边界划分的密集互动中，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一开始就已形成了工具性关系。这种关系在上合组织成立后得以延续，并拓展至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关系中。
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清晰地表明，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变化及上合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平衡不同成员国的利益和满足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具有直接影响。为此，不论是在成员国共同利益较敏感的安全领域还是在共同利益较集中的经贸领域，上合组织始终致力于提高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效。在安全类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上合组织不断创新安全合作理念及构建法律和机制体系，以应对共同的地区威胁。安全合作理念是成员国开展安全合作实践的基本原则，上合组织成立初期便尝试创新安全理念，探索地区安全合作新模式。2014年亚洲安全观提出以来，以“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内容的新安全观被确立为成员国安全合作的指导理念。上合组织形成了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为核心的条约体系，并针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合作议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除成立地区反恐怖机构外，上合组织还建立了涵盖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的战略规划合作机制、情报合作机制、防务合作机制、司法合作机制和执法合作机制，形成了体系化的安全合作机构和机制网络。在安全合作理念、机制和法律的联动效应下，上合组织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满足了成员国的工具理性，而且使上合组织发展为维护成员国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可靠制度平台。
为了扩大并实现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上合组织成立后便开始擘画地区经济合作的路线图。自2006年开始，上合组织推进成员国间经贸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和上合组织之间相互借力并协同发展，促使成员国形成了日益紧密和广泛的利益关系网络。当前，上合组织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供给和成员国的利益需求不仅在海关、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传统合作领域形成了较稳固的对接，而且在数字经济、旅游服务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逐步加深，使地区经济合作呈现从线到面进而走向区域大融合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致力于在广泛的欧亚大陆拓展包括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促使成员国通过上合组织进一步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上合组织的地区合作注重对阶段性规划和长期性战略的统筹，2019年11月，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正式通过。其作为 2020—2035年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以五年为一个实施周期分成三个阶段，旨在加强成员国间的互联互通、构建互利共赢的欧亚地区合作空间和培育创新合作的新动能。上合组织的地区合作不仅契合成员国的获益动机，而且通过精心构筑涵盖不同级别和不同部门的正式和非正式合作机制，为实现成员国共同利益提供了制度形式的公共产品。
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工具性关系及其发展使上合组织走向日益紧密的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成为上合组织工具性认同的主要来源。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在遏制恐怖主义蔓延、惩治涉恐人员和收缴涉恐物资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2015年，地区反恐怖机构发现了600个藏匿武器的仓库和密室，没收了3249个自制爆炸装置、9837件武器、435564个弹药和52144公斤爆炸物。成员国均不同程度上受益于地区安全合作，如俄罗斯受益于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合作，其国内的涉恐犯罪案件数量从2008年的997起减少至2018年的9起。其他成员国的恐怖袭击数量也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同样受益于上合组织的地区合作，成员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显著增强，区域经济活力明显改善，区域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据统计，中国和中亚成员国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2.3 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 290.38亿美元，增长约126倍。成员国工具理性的满足及其与上合组织工具性关系的持续发展赋予上合组织一定的工具性认同。如哈萨克斯坦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予以认可，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曾指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上合组织，现在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满意地看到，通过共同的努力，上合组织作为本地区安全稳定保障者的地位不断加强。"塔吉克斯坦政府认为，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地区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乌兹别克斯坦尤为重视上合组织在维护区域稳定及经济和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并认为上合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已经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
（二）上合组织的价值性认同
在成员国共同实践的基础上，上合组织形成了由“主权观”“合作观”“发展观”和“国际观”构成的一套完整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主权观在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强调成员国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遵守和平和睦的相处之道，尊重彼此的差异。合作观是上合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的价值遵循，包括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平等协商的合作方式和共同发展的合作目标，且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不针对第三国。上合组织的合作观在与成员国具体合作相结合的过程中分别培育了上合组织的安全观、文明观和全球治理观等。同时，上合组织坚持共同、综合、可持续和创新的发展观，尊重成员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向更加均衡、多元和立体化的方向发展。国际观是上合组织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共同持有的基本价值，上合组织将自身定位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坚持对话是解决国际冲突的唯一出路，致力于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上合组织的主权观、合作观、发展观和国际观由内向外依次递进，观观相连，成为涵盖成员国、地区和国际层面的价值遵循。
价值和规范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成员国和上合组织价值性关系建立和深化的过程，上合组织的价值和规范形成于“上海五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实践。苏联解体后，“上海五国”在边境地区缩减武装力量和边界划分的密集互动中，坚持通过对话方式回应彼此关切和凝聚各方共识，树立起平等、互信、相互尊重等价值理念。上合组织成立后，原“上海五国”加上乌兹别克斯坦将以往地区实践中积累的基本价值确立为“上海精神”。随着上合组织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拓展和深化，以“上海精神”为核心价值观的上合组织价值体系得以形成。成员国和上合组织价值性关系的形成体现出明显的“无主体过程”和“自下而上”的路径，成员国通过反复平等协商不断缩小甚至最终消除彼此分歧，逐渐就组织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达成共识，并经过话语层面的精心提炼和成员国一致确认后上升为组织的共享价值。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但成员国和上合组织价值性关系的生成并不存在类似西方国际规范扩散进程中的“规范倡导者”或“关键行为体”，上合组织的价值和规范更多基于多边共识，而非借助强制、模仿和说服等方式。同时，无主体过程有助于规避组织共同价值被一些成员国主导或破坏。
不仅如此，无主体过程本身就是上合组织价值性认同的生成过程，成员国和上合组织价值性关系的维系和强化主要受上合组织呈现性权力的推动。呈现性权力是一种通过生产出关于客体的影像、意义 、规范、价值和知识等话语，使主体得以影响并改造客体的心智、习惯、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力量。 上合组织的价值和规范往往要经过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总理）会议和部长级会议等不同层级的会晤机制酝酿和平等协商，并通过会议发布的宣言、公报和声明等不同形式的话语叙事不断予以强化。换言之，复杂的峰会协商过程、精挑细选的文本语言和形式多样的官方宣传等使呈现性权力在培育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价值性关系进而增强上合组织的价值性认同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俄罗斯政府对于上合组织的价值和规范以及其超越成员国文化和制度等差异性的发展模式予以积极评价：“我们发展的合作模式——上海精神，越来越受到欢迎。我们的组织建立在准确和清晰的原则之上。我们相互信任、公开讨论问题、没有任何压力地解决与磋商问题。实际上，这已是上合组织特色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这种特色能够增加本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其他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价值和规范同样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认同，如哈萨克斯坦将“上海精神”视为新欧亚大陆的象征，巴基斯坦认为“上海精神”是国际关系中的先进理念。
成员国和上合组织价值性关系保持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上合组织的价值和规范与成员国国内主流规范具有较高的匹配度，使价值性关系与成员国对行为的适当性预期相一致。以上合组织的主权观为例，中亚成员国独立后均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政权生存视为首要目标，对国家主权的有效维护成为中亚国家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并塑造了中亚国家领导人实现政治权力的方式。 上合组织始终通过实际行动和话语宣示不断强化不干涉规范的国际传播，致力于从规范层面维护成员国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而美国、欧盟和欧安组织始终将中亚作为推进西方民主化的重要区域，它们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试图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自由民主的规范框架。西方国家执意推进民主化改造以及2003—2005年蔓延至中亚的"颜色革命"对中亚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应对这些挑战，除动用国内资源进行积极抵制外，中亚国家还借助上合组织的规范叙事与西方国家开展规范竞争。上合组织强调不干涉和多极世界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西方世界的指责。对西方规范性力量的威胁认知及其应对不仅使中亚国家加深了对上合组织的归属感，而且它们在上合组织和西方规范性力量之间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也会赋予上合组织相应的价值性认同。
（三）上合组织的情感性认同
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情感性关系中既蕴含着长期积淀而成的基调情感，同时存在由特定情境引发的状态情感。尽管状态情感对于情感性关系具有直接影响，但由于基调情感是一种相对持久和稳定的情感状态，其更有利于辨识成员国和上合组织情感性关系中的主导情感及其对上合组织认同的影响。
“信任”是成员国对上合组织持有的基调情感状态。这里所谓的信任，是指“行为体对另一方行为和态度的积极预期”，成员国在积极正面情感认同的引导下确信他者会主动关照自身利益。过程建构主义将信任作为关系治理的关键因素，认为信任具有社会性意义和规范性价值。秦亚青指出，“信任不是工具，由行为体选择使用来降低交易成本。信任是社会交往的根本，通过道德内化而得以实现”。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信任缘于“上海五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开展的合作实践，并体现出中俄政治与战略信任关系对形成上合组织情感性关系的引领作用。在致力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1989—1996年，中俄（苏）在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逐渐从互疑走向互信。
两国元首和外长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密集互动逐渐推动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严重受挫的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建立起政治安全信任。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两国政治安全领域互信的确立。在军事安全领域，通过双边条约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之间的频繁交流，中俄提升了两国军事意图的透明度。1989 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中俄每年进行一次以上的高层军事人员交流。与此同时，两国在1996年签署协定之前进行了大约17次边界裁军谈判，反复确认双方关于边界地区裁军的意图和要求。
在中俄两国建立信任措施的同时，中国和哈吉塔三国从1993年开始的边界谈判进程可视为中亚三国和中国探索建立信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三国的核心关切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照顾，中国在与三国的边界勘定中分别收回了22%、32%和4%的争议地区。在"上海五国"解决边界问题过程中，各方一致认可的结果为成员国和上合组织情感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一般而言，传统安全领域国家间信任的建立往往步履艰难，而一旦建立则更具情感上的延续性，并可从双边延展至共同体中，促进集体情感的形成。特别是对于中国和哈吉塔这样经历"初次遭遇"的行为体而言，互动初期的情感体验更容易触及彼此的情感世界，进而为上合组织的情感性认同奠定必要基础。有学者揭示了信任和情感的内在联系，如亚伦·霍夫曼（Aron M. Hoffman）认为“信任可能是情绪所产生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不仅如此，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者乔纳森·默瑟（Jonnthan Mercer）指出，情绪是信任的基础，信任是由客体内在的、持久特征的凝聚而成的“情绪信念（emotional be-lief）”。自苏联解体以来至上合组织成立期间，中俄哈吉塔的集体信任情感尽管总体上较为脆弱和不稳定，但至少为五国的关系注入了积极的情感因素，促成了五国由自我意识向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转变。
上合组织的成立不仅是“上海五国”进程中情感性关系延续的结果，而且为进一步培育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情感性关系提供了制度平台。2013年9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意味着至此中国和俄哈乌吉塔均建立了战略伙伴级别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中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的全面升级。其中，中俄通过不断培育高水平战略互信逐步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不仅如此，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其他双边关系也获得了稳步提升。尤其是2016年年底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ziyoyev）执政以来，尽管影响中亚成员国信任关系的主要因素并未完全消除，但哈乌关系的改善带动中亚成员国的整体关系获得了较大改观，有助于提升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信任水平。尽管信任和认同并不能完全彼此替代，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促进作用。如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涅特（Michael Barnet）认为，处于安全共同体中的行为体通过信任的建立和发展会不断增进彼此的相互认同。尽管上合组织是否可被视为一种安全共同体还有待研究，但成员国的互信及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信任是形成上合组织情感性认同的主要原因。
由“承认"引发的积极情感构成上合组织情感性认同的另一种重要情感。受追求荣誉、地位 、尊重等心理和情感的驱动，国家往往寻求其他行为体对自身国家身份予以有效承认，以确立和维持国家的主体性以及确保自身身份处于稳定状态，进而获得必要的本体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由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具有各自明确的个体身份以及在与其他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构建而成的角色身份，承认需求和承认斗争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具有生动的体现。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国”成为俄罗斯自我意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俄罗斯始终将世界大国身份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并通过行动和话语塑造其全球行为体和地区领导者形象。在俄罗斯寻求大国地位的承认斗争中，其重要的对外行为无不具有情感因素。2015年9月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对西方长期蔑视其大国身份并侵蚀其战略空间的一次情感宣泄。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对西方国家迅速承认乌克兰反对派组建临时政府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加之其对克里米亚怀有历史眷恋之情，最终做出了兼并克里米亚之举。俄罗斯的承认斗争不仅是其国内精英的基本共识，而且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不仅俄罗斯如此，上合组织的中小成员国均有寻求承认的情感动机。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争夺中亚领导地位而开展承认斗争。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在伊斯兰·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Islom Abduganiyevich Karimov）执政期间，承认动机甚至成为理解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关系基本保持稳定而同俄罗斯和美国等关系跌宕起伏的关键因素。尽管各国寻求承认的内容和方式不尽相同，但其构成了上合组织成员国行为的一种显著动机。
成员国和上合组织之间情感性关系的建立和维系部分有赖于上合组织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在成员国追求的“薄的承认（thin recognition）”和“厚的承认（thick recognition）”两方面，上合组织均尽可能地予以照顾。所谓“薄的承认”，是行为体之间彼此承认对方为享有平等主权的国际行为体；“厚的承认”是指在“薄的承认”的基础上，行为体的特殊身份受到他者的尊重，如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国家对地位和声誉的渴望以及国家对自身独特性的捍卫等。
具体而言，在寻求“薄的承认”方面，成员国均将捍卫国家主权和政权生存视为首要国家目标。即便在成员国国内或成员国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上合组织始终保持审慎与克制，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除了以联合声明等形式表明组织的原则性立场外，对于成员国双边冲突或有成员国卷入的地区冲突，上合组织拒绝将其纳入组织框架进行讨论或直接干预。尽管对不干涉规范的严格遵守制约了上合组织管理地区冲突的能力，但也因此获得成员国的普遍认同。
在“厚的承认”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均有各自看重的身份，包括俄罗斯的大国身份、哈萨克斯坦“文明国家”的个体身份、乌兹别克斯坦“地区领导者和大国合作伙伴”的角色身份以及中亚成员国“非阿富汗式国家”的集体身份。在话语和行为层面，上合组织对成员国珍视的身份类型均给予有效的尊重和承认。当然，成员国基于承认对上合组织产生的情感性认同不仅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作为组织内大国的行为克制，也来自中小成员国积极参与及对大国的必要尊重。这同样反映了各成员国基于承认原则实现组织团结的地区合作经验。 此外，上合组织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不仅体现在对成员国身份的承认上，而且对成员国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以及对外关系选择等方面的差异性均予以承认和尊重。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承认和上合组织对成员国承认需求的满足均对上合组织的情感性认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阿克塞尔·霍纳特（Axel Honneth）所言，尽管政治承认的符号不足以为跨国合作创立一个牢固的基础，不过，承认国家的文化产品与历史成就表明注意到了跨国信任建立的情感根源。 倘若与成员国重要社会关系相关联的国家身份能受到国际组织的充分尊重，就会引发成员国较为积极的情感反应和情感认同。
综上，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关系发端于"上海五国"的实践进程，发展与上合组织的关系能够满足成员国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情感需要，上合组织在工具性认同、价值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三个维度上获得了成员国日益广泛的认同。上合组织的积极认同不仅有助于提高成员国的凝聚力和上合组织的实体性，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外溢效应，使上合组织对其他国家在物质利益实现、价值吸引和情感感召等方面均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吸引力，这也是上合组织逐渐变大变强的重要原因。
五、上合组织的认同困境及其原因
虽然成员国在不同维度均对上合组织表现出相应的积极认同，但是上合组织仍面临难以克服的认同困境。上合组织的认同困境在工具性认同、价值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维度均有一定体现。
第一，在工具性认同维度上，工具理性可谓成员国参与上合组织事务的主导性激励因素，基于工具性关系生成的工具性认同在上合组织关系认同中占据较高比重。不过，随着成员国数量扩大和利益多元化，上合组织在平衡成员国个体利益进而汇聚成员国共同利益方面的压力明显增加。在安全类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成员国均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但它们的威胁认知和安全利益诉求却存在较大差异。自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中亚成员国对于上合组织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的方面甚至趋于对立。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将恐怖主义、移民问题和跨境毒品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塔吉克斯坦的首要安全关切在于防止阿富汗局势外溢对自身和地区带来的消极影响;乌兹别克斯坦除担心来自阿富汗方向的安全风险，更期望上合组织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担忧来自国内和地区极端主义的蔓延。成员国威胁认知和安全诉求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合作的缺失，但无疑增大了上合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难度。不仅如此，上合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足也制约着组织的工具性认同水平，如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的人员配置和经费投入不足，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和成员国立法、司法制度之间未形成良好的对接等。同时，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和全球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新兴跨国挑战的日益凸显对上合组织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
成员国的经济合作现状与上合组织的供给能力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关系，影响成员国从上合组织获取物质收益的效率，进而影响上合组织的工具性认同。从需求侧来看，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的利益认知和诉求存在较大差异，且中国和俄罗斯在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上的设想并不一致。俄罗斯致力于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依托，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网络，而中国更为关注如何借助上合组织等地区多边主义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并在欧亚大陆形成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虽然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已成为中俄两国的重要共识，但是“一带一盟”对接进程中的分歧很可能使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弱化。从供给侧来看，上合组织的公共产品供给难以完全支撑地区多边合作的开展，导致上合组织工具性认同部分外流。上合组织遵循以成员国双边合作带动多边合作进而趋向地区合作的渐进发展路径，尽管符合成员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但也使上合组织在供给多边经贸合作的制度和规则等方面相对滞后，上合组织涉及经贸合作的条约在制度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以及在带动组织多边合作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多边经贸制度供给乏力导致部分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工具性认同外流至欧亚经济联盟等其他地区组织。此外，在成员国利益日益交融和投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投资争端和商事争端调解机制的缺失对成员国和上合组织工具性关系的调适构成了一定的制约。
上合组织在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类似问题。民生类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助于促进成员国民众福利水平的提高，并可促进上合组织工具性认同的提升。近年来，为应对成员国在医疗卫生、贫困治理、自然灾害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上合组织通过举办成员国妇女论坛和传统医学论坛、建立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以及医院合作联盟等方式，努力促进成员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不过，上合组织在这些方面尚缺乏针对性和长远的项目规划。此外，不论是在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种类还是数量方面，上合组织与其他地区组织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在中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欧安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介入中亚事务以来，其不仅在恐怖主义、边界管理和水资源争端等领域为中亚国家建言献策，而且通过“软介入”方式注重为中亚国家民众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包括促进性别平等、开展儿童救助、实施妇女权利提升计划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的人口贩卖等，使中亚国家民众在技术、智识、资金和就业等方面获得了较丰厚的回报。尽管欧安组织对中亚国家人权和选举的公开指责曾引发中亚国家的激烈反应，但是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提升了其在中亚国家普通民众中的知晓度，一定程度上为欧安组织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第二，在价值性认同维度上，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话语体系缺失、成员国社会层面对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的认同程度偏低以及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遭遇外部挑战等成为制约上合组织价值性认同水平的主要因素。如前文所述，在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路径发展初期，国际组织价值和规范的内容相对模糊，这在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方面有明显的体现。2012年6月，适逢上合组织第二个十年征程开启之际，胡锦涛指出，上合组织创立了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发展观和新文明观。2018年6月，习近平强调成员国需在弘扬"上海精神"的基础上，坚持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和全球治理观，为“上海精神”赋予了时代内涵。不过，上合组织的价值和规范叙述存在碎片化的倾向，且更多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话语中。除“上海精神”外，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的内容和话语体系较为模糊，尚未在组织层面予以正式确立。在坚持"上海精神"的基础上对上合组织的共同价值进行有效提炼以赋予其确切的内涵和清晰的话语表述，并使之形成逻辑自洽和结构完备的话语体系，对于提高上合组织的价值性认同及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明确且完备的共同价值话语体系并非旨在与西方国家开展规范竞争甚至意识形态竞争，而是可以借此有效反击西方国家对上合组织的污名化、增强上合组织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
上合组织的价值性认同在成员国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裂痕。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的构建在成员国层面和在成员国社会层面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进程，前者主要基于多边互动的社会化模式，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是以各成员国政府为关键行为体的社会化进程。因此，成员国国家层面对上合组织的价值性认同通过成员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契约关系予以确立，在此基础上被成员国历届政府加以确认和继承。不过，由此形成的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却未能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传递至各成员国社会层面，进而被成员国不同界别、领域和群体的普通民众广泛接纳与认可。受政府信誉、传播途径和社会群体差异等影响，成员国社会层面对上合组织的价值性认同程度往往要低于官方层面。与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的宏大叙事相比，成员国普通民众更为关心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上合组织的宏大叙事话语在缓解成员国普通民众的不安、担忧和猜忌情绪方面作用较为有限。中国在经济领域对中亚国家实施所谓的“严重的扩张行动”、中国和中亚国家间日益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引发地区自然资源紧张和对中国劳动力持续涌入等的担忧，成为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民众产生群体焦虑的重要诱因。大众焦虑情绪被部分中亚媒体歪曲利用，进而为它们公开从事反华活动提供所谓的"事实依据"，这削弱了上合组织的价值和规范在成员国社会层面的认同程度。
上合组织的价值性认同持续遭遇来自外部的挑战。上合组织备受珍视的主权观深受西方国家干涉话语和干涉行为的不断侵蚀，不论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的“干涉的权利”，还是21世纪初形成的“保护的责任”，它们在国际政治实践过程中已偏离了维护人权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沦为西方国家实现一已私利的理论工具。借助这些干涉话语，西方国家时常以人权为由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国内事务大加指责甚至出手干预，对地区和平和稳定造成了难以根除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层面的价值碎片化和价值冲突已从一种趋势逐渐演变为世界政治现实，美国从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逐渐蜕变为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推手。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确立的“美国优先”理念及在该理念指导下实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对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秩序稳定造成了冲击，这与上合组织谋求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背道而驰，进而对上合组织在地区践行发展观和合作观造成了一定干扰。尽管外部行为体对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的承认与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价值性认同之间具有本质性差异，但国际安全和经贸领域日益显露的价值碎片化和价值冲突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空间，不利于上合组织价值性认同的提高。
第三，在情感性认同维度上，培育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情感性关系任重道远。不论是大国之间还是中小成员国之间，影响成员国共同情感的因素难以彻底消除，某些因素在上合组织扩员后甚至呈现扩大化趋势。例如，与中国在多边制度中的密切互动似乎并未缓解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除领土争议这一影响中印战略互信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之外，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同时，中印贸易逆差使印度从上到下出现了对中国的不满并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中印因历史记忆和边境冲突不断强化的群体偏见以及身份和心理认知偏差导致两国以负面情感性关系为主。正式加入上合组织不仅未能缓解印度的消极情绪，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印度的对华行为更加情绪化。如中印2017年6月在洞朗地区长达72天的武装对峙、2020 年5月在拉达克地区加勒万河谷发生的流血冲突，似乎演变为一种情绪宣泄行为。中俄高水平战略互信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不过，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众情感认知呈现一定的非对称性。近代以来中俄关系的历史及其留给中俄民间的沉痛记忆使两国民间存在难以消除的心理隔阂。同时，由历史文化差异形成的两国民众在价值观、国民性格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困扰着中俄的情感性关系。中亚成员国间的各类冲突总体可控，但摩擦时有发生。除哈吉关系整体较为积极外，中亚其他双边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2017年以来，中亚国家间关系氛围整体获得显著改观，影响中亚成员国情感性关系的领土争端、水资源争端和跨境民族冲突等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问题解决过程的复杂性表明中亚国家间能否培育积极健康的情感性关系仍有待观察。在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内，成员国间的情感性关系对成员国的情感体验及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情感性认同无疑具有直接影响。
此外，作为培育成员国共同情感主要途径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本身存在的不足也影响了上合组织的情感性认同。整体来看，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既有时效性强、特色鲜明和主题集中的文化活动，如文化日、艺术节、音乐节、青年节、旅游年和文化年，也在长效机制方面做出了尝试性努力，如推动建立网络式统一教育空间（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和中亚学院等。不过，这些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和机构更多旨在增进成员国对彼此文化、文明的了解和互鉴，尚未有效化解成员国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隔阂，如"中国威胁论""对华负债规模居高不下"和"中国非法移民增多"等失实言论始终在中亚成员国不同群体中具有一定市场。此外，成员国之间人文合作与交流的主要参与群体需要进一步拓展。包括青年、企业家、学者和艺术家等特定群体在内的交流和交往对于增进成员国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具有引领作用，但这些群体的交往对于促使上合组织的情感性认同在成员国之间建立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言仍显得不足，上合组织的情感性认同需要在成员国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各群体中形成对上合组织理念和价值的广泛认可。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上合组织关系认同的整体水平较低，且认同提升缺乏强劲的动力。自2017年实现首轮扩员以来，上合组织面临印度和巴基斯坦从利益、价值和情感层面融入上合组织进而重塑上合组织和成员国关系的难题。从横向来看，上合组织关系认同结构的各部分分布并不均衡，大体表现为价值性认同较高，工具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较低。从纵向来看，上合组织的认同在成员国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裂痕。成员国政府主导构建的上合组织认同未能通过有效的方式传递至成员国社会层面，导致成员国国家层面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度较高，而社会层面的认同程度相对较低。
六、结论
通过整合关系理论的相关观点对上合组织的认同进行考察，有助于全面呈现上合组织认同来源的多元化特征。在关系理论中，关系所蕴含的多元属性为国际组织认同的类型化及探讨上合组织的认同效果提供了积极的理论启发。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上合组织认同的构建活动及其效果。简言之，实践是成员国和上合组织工具性关系、价值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的生成场域，上合组织的地区实践部分满足了成员国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情感需求，故在利益、价值和情感维度上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均表现出一定的积极认同。不过，上合组织公共产品供给不能完全满足成员国的具体需求、上合组织价值和规范的话语体系缺失以及成员国社会层面的认同程度偏低、成员国较为负面的群体情感等对上合组织的关系认同构成了挑战，由此形成了上合组织的认同困境。鉴于此，上合组织需充分认识到成员国的内生型认同对于维持组织存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并重新审视成员国的工具性认同、价值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系统拟定提升上合组织认同的整合性路径。基于本文的研究，上合组织应以"关系治理"为基本取向重点对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关系进行调适，并积极协调成员国间的关系及上合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而促进上合组织关系认同结构的各部分协同发展，提高上合组织认同的整体水平。
国际组织认同的构建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且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的流动性还会导致国际组织的认同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组织实践的发展，上合组织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因此，对上合组织认同现状的研究对于上合组织当下和未来发展均有重要价值。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两点不足：其一，为了全面掌握上合组织的整体认同水平，本文更多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成员国和上合组织的整体关系及其对上合组织认同的影响，未对各个成员国对上合组织认同的差异及其原因做出解释。事实上，不同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可能存在差异，如价值性认同在中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中可能占据较高比重，俄罗斯出于维持对独联体国家影响力可能倾向于上合组织的工具性认同，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可能更看重情感性认同，双方都认为加入上合组织可视为对它们区域大国地位的确认。因此，进一步探索不同成员国对上合组织认同的差异及其原因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其二，上合组织的认同过程往往涉及成员国的主观认知、历史文化、利益权衡、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等，而且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尽管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的确真实存在，但准确把握这种认同实际上面临很大挑战。尽管如此，在关系理论的视域内探讨上合组织的认同问题仍不失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