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亚能源政治博弈中的大国竞合

　　摘要：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中南亚成为冷战后大国角逐博弈的战略舞台。油气储量丰富、出口潜力巨大的里海是各大国着力寻求的世界能源替补基地，而里海油气资源国自然也得以寻求“油气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里海油气竞争不仅使中亚、里海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南亚地区成为大国在欧亚大陆战略争夺的敏感地带，也是21世纪全球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演变的聚焦点。中俄印三边合作有助于形成贯通欧亚内陆的油气管道网络，美国“大中亚计划”和上海合作组织在推进中南亚能源区域合作方面客观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超越零和思维，谋求互利共赢，当是中南亚国际能源政治演进之正道。

　　关键词：中南亚，里海油气，国际能源政治，大国竞合

　　著名国际战略思想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是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关系到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能否保持其世界领袖地位的中心舞台。在他看来，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总体战略不仅要顾及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东亚与西欧，更需要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建立自己的战略支撑点。在这个辽阔的中间地带中，布热津斯基尤其关注欧亚中部高原以南的人口稀少、政治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中亚，强调不同于以往帝国的美国对之不能(进行直接的控制) ，而(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缘战略手段”。[1]，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后，美国就迫不及待地进入这一欧亚大陆的战略支点。“9·11”事件后，美国又不失时机地利用阿富汗反恐战争，将军力进驻阿富汗和中亚，在把中东和中亚连成一片的战略推进上迈出决定性步伐。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后中亚形势的演变，为维护和拓展在中亚和南亚的战略利益，2005年美国的“大中亚计划”应运而生。[2]

　　当代中国学者同样敏锐地认识到苏联解体、中亚独立给中国西部国际环境带来的地缘影响。张晓东指出，伴随苏联解体，亚洲腹部，包括西亚、中亚、外高加索和南 亚的一部分，在地缘、安全、宗教、民族、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相关性极强的一个区域板块逐渐显现，这个可称为(西域)的区域与我国新疆、西藏接壤，不仅直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大西北稳定，还关系到我国西部大开发。[3] 安维华则提出了相对于属中国的(帕东)概念的(帕西)说。他将(帕西)定义为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及其以西的接邻地区，包括前苏联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如今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以及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共八 国。[4]他认为，以往对这一地区进行分区（中亚、西亚、南亚）研究的方法已不适应冷战后新形势的发展，而需要将这一结合部区域——“帕西”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综合的考察。潘志平在认同“帕西”说颇有见地的基础上，着眼于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前后与我国西部接壤和邻近的周边地区地缘政治文化的巨变，进一步提出了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相提并论的“中南亚”的概念。潘志平将“中南亚”大体界定在我国新疆境外附近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5]

　　另有一些西方学者和国际观察家，也不约而同地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高加索、中亚、南亚和西亚结合部作为一个区域板块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6]显然，地处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中南亚，以其贯通四方的地缘战略位置、富有潜力的能源资源和错综复杂的地缘文化，成为冷战后世界和地区各主要战略力量纵横捭阖、角逐博弈的关键舞台，这个“中南亚”已不是简单的中亚和南亚区域地理概念的相加，而是一个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范畴，其地理范围大致是以中亚五国为中心，包括邻近的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阿塞拜疆等外高加索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其外围还涉及俄罗斯和中国的接壤区域。有学者提出，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到二战结束，再经美苏两霸的冷战时期，国际社会由争夺领土的传统地缘政治时代过渡到核霸权争夺的核政治时代，直到今天争夺能源的国际能源政治时代来临。[7] 的确，在当今时代，能源不再仅仅是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而是已成为影响各国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元素，也是制约各国实现发展战略的棘手问题，与国际政治、外交博弈密切关联，因而国际能源政治不失为研究当下扑朔迷离国际关系的重要视角。下文笔者将从考察中南亚区域的能源资源状况、国际能源开发博弈态势、主要战略力量的能源竞争与合作等问题入手，重点探讨新世纪中南亚的国际能源政治博弈问题。

　　一、 第二个波斯湾：全球能源地缘格局中的里海油气 

　　（一）最后一片能源开发处女地 

　　冷战结束后，中亚成为世界各大战略力量逐鹿的竞技场，不仅是因为中亚在全球特别是欧亚大陆至为关键的地缘位置，也是由于其西部里海周围一带富庶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作为最大的内陆水域，里海是世界上最早得到勘探并开发生产油气的地区之一。在发现中东石油之前，里海称得上是世界石油市场的支柱。1940年，仅阿塞拜疆一地的石油产量就达到2220万吨，占当时苏联全国产量的71：，巴库也因此被称为“石油城” 。[8] 由此环绕里海的中亚地区因其能源资源而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二战期间，夺占中亚里海—高加索地区就是纳粹法西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因担心巴库易被攻击，加之同期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及西西伯利亚石油的大量发现，苏联政府逐渐把能源开发重点从里海和中亚转移出来，导致二战后该地区石油产量逐渐减少，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石油产量仅1170万吨。而且，苏联在后期因国力所限，也未对中亚特别是里海沿岸进行大规模的能源勘探。直到前苏联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独立后，这里的油气资源勘探工作才由于外资的介入大规模开展，并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据估算里海及其邻近地区蕴藏着2000亿桶石油和7.9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与波斯湾和西伯利亚一起构成世界三大能源基地，更是“当今世界最后一片尚未开发的油气丰富蕴藏地” 。[9]里海的油气资源主要储藏在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三国里海沿岸。俄罗斯、伊朗两国里海沿岸也有不少油气资源，邻近里海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油气储量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天然气资源。（见表-1）由此，里海一度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21世纪的中东” 。

　　表-1 里海地区油气资源储量数据表 

　　注：俄罗斯和伊朗数据仅指其里海沿岸地区。资料来源为美国能源情报研究所《油气杂志》， 转引自夏景华：《从里海油气开发纷争看管道铺设方案较量》，《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4年第1期。

　　90年代初，全球和地区大国以及当地资源出产国掀起了一拨里海能源开发的浪潮。一些著名国际石油公司纷至沓来，在里海沿岸地区设立办事处，筹措资金，与有关国家签订油气开发合作协议，进行油气勘探和可行性研究，规划油气出口路线等等。新世纪以来，这场世界级能源竞争不仅没有衰退，反而随着“9·11”事件及其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发生，呈现出深化发展的新态势。这主要与下述几方面的因素相关。

　　其一，全球油气需求强劲，供求矛盾更显突出。伴随着2004—2007年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全球能源消费也呈现出自1984年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能源消费在2008—2009年间有所衰退，但2010年又出现强劲增长。[10] 虽然从地质总量上来看，世界油气资源可保证全球长期供求的基本需要，但供需之间地区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11] 从北非经海湾到前苏联构成一个“世界油气资源心脏带”，尤其是作为世界能源宝库的中东海湾，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2/3、 世界产量的/13/和世界销售量的2/3。但着眼于能源安全和进口来源多元化，油气储量丰富、出口潜力巨大的里海地区，显然是各大国着力寻求的海湾之外的世界能源替补基地，而里海油气资源国自然也得以寻求(油气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其二，中东令人担忧的安全形势。虽然二战后阿以之间的五次大规模中东战争已成历史，但冷战后中东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一个动荡之地：中东和平进程长期陷入僵局，巴以关系时趋恶化；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反美、反以恐怖暴力袭击此起彼伏，“9·11”事件不仅是其集大成者，而且自此之后，美国又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其从渲染“文明间冲突” 、“妖魔化”伊斯兰文明，到肆意妄为的“先发制人”军事行动，乃至大力推行的“中东民主化改造”等一系列强权行为，又进一步激起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浪潮，激化了中东社会内外的各种矛盾；悬而未决的伊朗核危机以及当今方兴未艾的中东乱局，更使中东安全形势充满变数。与“永远是风暴雨狂”的中东海湾地区相比，世界各国更倾心着力于安全局势相对稳定的中亚里海能源开发。

　　第三，国际油价高位运行。整个90年代油价基本上在。12—25美元/桶的区间波动。伊拉克战争后，世界油价再度强力反弹，进入了新世纪以来国际油价的历史性牛市。2008年3月5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104.52美元/桶，突破了国际油价绝对意义上的历史峰值；7月国际油价又冲至147美元/桶的惊人高位。经历2008年下半年高台跳水后，国际油价在2009年和2010年又分别回到均价62美元/桶和80美元/桶左右，而进入2011年，国际油价因美元贬值和中东变 局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如果说90年代持续低位的油价成为里海能源开发的重要制约因素，那么新世纪以来国际油价接连攀升、居高不下的态势，无疑是里海油气开发进入新一轮国际竞争热潮的强劲市场动力。

　　最后，对里海油气资源潜力的认识在发展。经过十多年来的勘探与研究，国际能源界认为，目前里海油气资源勘探程度较低，特别是石油探明率仅约10%，远低于全球勘探成熟地区40%—60%的探明率。这说明里海地区油气资源虽然难以匹敌波斯湾地区，但的确潜力无穷，存在继续发现大型、特大型油田的可能。2000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里海东北部发现一个储量约为70亿吨的卡沙干油田就是例证。更何况里海油气资源不仅储量大、分布广、品质高，而且该地区人烟稀少，能源消耗市场量有限，开采的绝大部分油气可供出口。例如，2006年土库曼斯坦生产天然气超出600亿立方米，国内消费仅140亿立方米，其余出口到俄罗斯、乌克兰和伊朗。这一切自然会增强和提升里海地区在国际能源界的战略地位，加剧各方力量在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竞争。

　　（二）中亚能源立国战略 

　　随着里海能源开发热潮的到来，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纷纷制定和实施(油气兴国)战略，把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和出口业作为带动国民经济起飞的增长点，近年来更是以此作为拓展对外政治经济联系、加强国际经济一体化、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重点突破口。

　　土库曼斯坦在独立伊始即确定了以能源工业为主要支柱的经济发展方针，率先提出要成为中亚的“科威特” 。为确保“能源富国”战略的实施，尼亚佐夫颁布总统令，整合国内能源相关部门，明确土库曼油气工业和矿产资源部全权负责国内油气的勘探、开采、运输及与外资的谈判和签约。在《2010年前社会经济改革战略》的基础上，制定《2020年前油气行业发展战略》，确定了石油、天然气在21世纪初10—20年的具体产量和出口指标。为此土政府计划2005—2020年间在油气领域投资630亿美元，其中250亿美元为外商以产品分成协议方式直接投资。相应的，土将引进外国公司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发里海大陆架及其阿姆河油气盆地新区块，作为其油气领域吸引外资及合作伙伴的优先方向。天然气被确定为土能源立国的重点产业，并且明确了减少对俄依赖的多元化输气出口管线铺设的发展方向。

　　哈萨克斯坦在90年代后期也确定了跻身世界能源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政策性支持的方式促进本国油气工业的发展。1998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将国家能 源发展战略载入国情咨文《哈萨克斯坦2030年发展构想》之中。2003年，哈政府出台《2015年前开发里海计划》，不仅提出了形成高产高效、基本稳定、出口通畅的国家油气产业体系的任务，还提出按阶段扩大和吸引外资的目标，妥善解决里海法律问题的基本原则以及建成多元、多向、多支点的可靠能源输出体系的规划。[12] 哈在《2030年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能源部门发展的主要方针：（1）吸引最有实力的西方公司参加最有前景的油气田勘探开发、石油加工和运输经营；（2）扩大石油开采量，扩建出口石油管道运输系统；（3）提高世界大国从哈进口能源的兴趣。[13] 哈誓言要充分利用其地缘优势和充足的油气资源，成为中亚和里海地区油气开发和运输的中心枢纽国，乃至进入世界油气产业大国行列。

　　乌兹别克斯坦则在独立后把油气勘探和开采列为国家经济优先发展领域，通过《2010年前油气工业发展总纲要》，由乌国营企业——石油和天然气集团垄断国家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运输、加工和销售以及油气领域的招商引资。该集团已制定《2005—2020年油气增储战略纲要》，计划加大油气勘探和开发力度，力争15年内将乌油气探明储量新增11.5亿吨标准燃料，其中天然气探明储量新增1.015万亿立方米，主要开发区域为乌斯秋尔特油气田。[14] 同时，乌国家油气集团将利用自有资金和吸引外资加大投资规模，加速进行油气领域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完善矿产开采法，允许外资进入石油开采部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

　　世纪之交的阿塞拜疆为继续保持自身优势，增强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劲，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油气发展战略，重点发展石油产业。1994年9月，阿与10多家外资能源公司签署被称为“世纪合同”的第一份产品分成协议，合作开发里海沿岸的阿泽利、格尤涅什利和齐拉格三个区块的油田。到2000年，阿已同15个国家的35家大 石油公司签署了21个国际性产品分成协议，合作开发阿油气资源。[15]同时，阿还注意强化国家对能源及相关行业的控制和垄断，坚持国家的主导地位及在阿塞拜疆国家石油总公司的控股权，提高本国天然气生产能力，建立多元的出口能源体系，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概括而言，这些国家在独立后，无一例外都确立了“油气兴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了能源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和纲领性文件，确定了能源政策优先方向和重点产业部门，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和能源管道的建设，保持和强化国家对能源产业部门及其经营的主导地位和调控力。除上述共性外，在对外能源战略方面里海油气 资源国还具有以下共同或相似特征：（1）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加大油气合作勘探开发力度，以弥补自身资金不足和开发技术落后的缺陷；（2）同时面向东方和西方，多方向、多途径地建设和开辟油气出口通道，改变受制于俄罗斯的被动局面，开展多元化的全方位国际合作；（3）继续维持同俄罗斯在能源开发、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各领域的合作。由于历史、地缘和安全因素，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依附性很强，很多油气输出管道都需经过俄罗斯境内，摆脱对俄依赖非一日之功，维持同俄罗斯的传统合作关系务实而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中亚里海国家的油气储量和开采潜力相当丰厚，但要将其切实转化为富国强民的有效资产，还会遇到许多不容低估的障碍，除了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连续性、社会安全局势的稳定性、外部干预和竞争以及资金、技术和经营经验匮乏的影响，还有开采出来的油气资源如何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自主向外输出的问题。因此，为了保持国家政治和外交的独立性，掌握经济自主权，落实能源兴国战略，提高油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国家都把建设多元化的油气出口格局作为其能源发展乃至国家总体战略的重中之重。这自然成为中南亚国际能源政治博弈的背景和前提。

　　二、 纵横捭阖中的国际角力：里海油气管线建设的多元化走向 

　　丰富的油气资源固然为这些里海—中亚国家的经济振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然而其能源产业开发不仅面临着本国资本投入匮乏等障碍，更存在油气资源如何输送到能源紧缺的周边国家和国际市场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本身能源消费市场狭小，且皆为地处欧亚腹地、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因历史原因它们长期只能使用俄罗斯的管道和港口，缺乏与世界市场直接连接的通道。而苏联解体后，这些独立国家油气输出管线的选择成为里海能源开发中至为关键的问题，其不光意味着 一笔数额可观的过境费，还涉及错综复杂的地区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战略问题。

　　（一）传统优势的北线方案 

　　为保持在里海周围地区的传统影响，掌握西方能源供应的生命线，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俄罗斯始终千方百计将里海能源输出管线走向纳入“北线方案” 。其主要是沿里海地区向北穿越俄罗斯领土抵达其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一线，将铺设新管道和维修旧管道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提高里海能源输出能力。

　　在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阿曼政府以及谢夫隆、美孚、卢克等跨国石油公司的多年谈判后，由上述各方组成的里海油管联营集团于1996年12月签订了建造从田吉兹湖到新罗西斯克的输油管道协定。[16]按照计划，新罗西斯克港从1999年起同时接受来自阿塞拜疆巴库和哈萨克斯坦田吉兹的石油。2001年10月，该管道在里海各新建管线中率先竣工运营，并继续着手扩建，使输送能力提高到每年运油6700万吨。

　　然而，俄从新罗西斯克将石油运往国际市场又遇到来自土耳其的障碍。鉴于土限制俄大型油轮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俄考虑让石油经由保加利亚通往希腊的地中海港口，但这不仅要增加运费，从里海地区到新罗西斯克的管道还要穿越动荡不安的车臣和达吉斯坦地区。因此，俄罗斯主要致力于提高从中亚向北经俄领土与其欧洲部分能源运输网络相联结的既有管道的运输能力，指出这一路线最为经济实惠， 可行性最强。1999 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就提高哈通过俄管线石油份额问题达成协议，将哈石油过境份额在原有基础上每年再提高100万吨。

　　目前中亚—里海天然气主要是沿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这一线路输出，依赖苏联时期建成的“中亚—中央”和“布哈拉—乌拉尔”两条输气干线。但俄罗斯并不满足于此。2007年5月，普京突访中亚，又说服土、哈两国与俄签署关于铺设里海沿岸天然气管道和提高输送中亚天然气能力的联合声明。三国计划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沿里海天然气管道的方案，2012年建成，新管道每年至少可运输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同时通过对现有“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的更新改造，使之年实际输送力达到800亿立方米，以确保整个里海—中亚输往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运输能力达到每年900亿立方米。俄罗斯突然出招，令美欧措手不及。显然，俄罗斯要利用既有地缘优势，紧紧拉住哈、土等中亚能源大国，尽可能控制它们天然气出口的流向，降低它们对“跨里海天然气”管线的兴趣，乃至实现中亚天然气为其“统购统销”的垄断格局。

　　（二）异军突起的西线方案 

　　长期以来，里海有限的石油输出管道主要是从阿塞拜疆巴库经俄罗斯抵达黑海港口，或自哈萨克斯坦西部经俄罗斯抵达黑海港口。然而这些管道不仅为俄控制， 运输能力有限（10—16万桶/天） ，而且俄方征收过境费甚高，因此阿、哈、土等里海油气国及在当地投资的国际石油公司决意实现油气输出渠道的多元化。

　　为控制战略能源生命线，遏制俄罗斯在里海的传统势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竭力推崇“西线方案” ，即修建一条从巴库经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直抵土耳其地中海港口杰伊汉的BTC管道（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西方视之为里海能源输出的“黄金通道”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下，1998年10月，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土耳其就铺设BTC石油管道签署联合声明。尽管该管道长达1755公里，造价不菲，但美国与相关国家从其国际战略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克服重重障碍，2002年9月开工，2005年春竣工，2006年7月投入运营，设计年运输能力6000万吨，作为里海地区首条绕开俄的油管，其正成为把里海石油输往欧美市场的主要路线。

　　2007年3月，美国与阿塞拜疆签署备忘录，计划建设绕开俄罗斯、穿越里海的天 然气管道。该管道始于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什，途经土、哈天然气田，穿越里海到巴库，与已建成的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输气管道相连，全长1200公里，设计运气量306亿立方米。出于减少对俄依赖、保障欧洲能源供应的考虑，欧洲国家对此铺设方案十分积极，2007年初提出的欧盟能源战略将此列为最重要的优先基础设施项目。但该方案却遭到除阿塞拜疆以外的多个里海沿岸国家的反对。伊朗强调， “在国际社会停止以核项目为借口对伊朗施压之前，德黑兰将坚决抵制里海地区任何能源开发项目”；俄罗斯宣称，“任何穿越里海的管道方案只有在确定里海法律地 位之后才有可能”；哈萨克斯坦也表示，“要修建通过里海海底的管道，在技术执行上非常复杂，首先必须得到沿岸所有国家的同意” 。[17] 因此，这条跨里海输气管道目前还停留在可行性研究阶段。

　　（三）生机勃勃的东线方案 

　　着眼于21世纪潜力巨大、商机无限的东亚特别是中国能源市场，中亚—里海国家以及国际石油集团对将里海能源输往东方的“东线方案”抱有浓厚兴趣。

　　1995年，日本三菱财团、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及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石油）曾有计划，合作推进一项宏伟的“跨世纪工程” ，即兴建从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由中国北方直至韩国、日本的横跨亚洲大陆的“泛亚能源大陆桥” 。不过当时考虑到该工程路线较长、规模浩大、地形复杂、造价昂贵，而且担忧中亚油气实际开采量难以满足管道规模运行的需要，因而被搁置。即便如此，中国与中亚国家还是对里海—中亚油气输出的“东线方案”颇具热情。1997—1999年，中哈完成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管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中哈石油管道将西起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里海港口城市阿特劳，途经阿克纠宾斯克油区，横穿哈全境至中哈边境阿拉山口，再从阿拉山口至中国新疆的独山子。2003年3月，中哈石油管道一期工程（阿特劳至肯基亚克）建成并投入运营。该管道与哈原有的阿特劳到俄罗斯萨马拉管道相连。2005年12月，中哈阿塔苏至阿拉山口输油管道竣工，年设计输油能力1000万吨，2006年春开始注油运营。而后作为全长3000多公里中哈油管的最后连接，肯基亚克到阿塔苏一段的工程也在有序推进，输油能力2000万吨；远景供应量更高达5000万吨。

　　另外，尽管“泛亚能源大陆桥”计划受挫，但哈还是希望推进铺设中亚至中国东部的天然气管道，将其西部里海天然气输送到哈南部各州，补充甚至替代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天然气。通过2006年4月中土、2007年4月中乌及11月中哈各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协议，涉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所有政府与油气公司层面的原则协议全部签署完成。2009年12月，起始于阿姆河右岸的土、乌边境，穿越乌中部和哈南部，从阿拉山口进入中国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在历经一年半建设后实现单线通气。

　　有意思的是，美国为了削弱俄罗斯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强势地位，也对中亚天然气的东向线路表示支持。

　　（四）好事多磨的南线方案 

　　从自身利益出发，既为打破美国及西方的国际封锁和制裁，增强对里海—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又为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收取可观过境费，伊朗则力促实施里海—中亚能源经过本国管道的“南线方案”。

　　单纯从商业价值上考虑，往南穿过伊朗从波斯湾、阿曼湾输出，是里海油气连接世界市场最经济便捷的路线，比其他路线至少可节约成本20%。更有利的办法是通过一种“交换机制”，把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里海沿岸的油气输往伊朗北部，满足伊朗国内所需，而把伊朗内地生产的油气销往阿哈土三国的海外市场。此举可以充分利用伊朗现有的油气管线和配套设施，降低里海能源出口成本。它只需将里海的油气田与伊朗北部油气管线连接起来，耗资不超过2亿美元。伊朗曾与哈签订基于“交换机制”的协议，哈每天向伊北部的德黑兰和大不里士炼油厂运送4万桶石油，伊则在波斯湾向哈的客户提供等量的石油。2003年以来，俄也与伊朗达成石油“交换机制”协议。[17] 但因西方反对，这种“交换机制”并未继续。

　　1994年，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签订铺设全长4000公里的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协议，马上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但1997年12月，伊朗还是和土库曼斯坦建成从土库曼斯坦的科尔佩泽油气田经库尔特到伊朗库伊的天然气管道。伊、土两国还计划将伊朗现有的东西向输气干线与大不里士到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管道连接起来，把土库曼的天然气输往土耳其。某种意义上，这是上述1994年管道方案的翻版。然而，美国出于遏制伊朗的战略目标，俄罗斯出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均对此方案竭力阻挠。

　　“南线方案”还有另一条路线，即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抵达巴基斯坦，通过阿拉伯海输出里海能源。克林顿政府曾从让中亚石油输出摆脱对俄依赖出发，考虑这条路线的管道建设。199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曾联合阿根廷的石油公司就相关事宜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谈判，一度签署价值20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铺设协议，为此美国商界人士力促政府尽快承认塔利班政权。后因阿富汗确认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勾结卷入反美恐怖行动而搁置。但在“9·11”后美国赢得阿富汗反恐战争、建立卡尔扎伊亲美政权的新形势下，该方案又重现生机，2002年5月，在美国撮合下，土、阿、巴三国签署了修建天然气管道的意向协议。[18]

　　2008年4月，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印度达成一项合作修建连接四国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协议。该管道从土库曼斯坦南部的气田出发，穿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最后进入印度，全长1680公里，将耗资76亿美元，计划在2010年动工。然而， 令伊朗欣慰的是，印度对目前已经开始修建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更感兴趣。这条管道从伊朗的南部油田出发，经陆路穿过巴基斯坦，到达印度境内，其中伊朗段已建成70%。伊朗至巴基斯坦管道计划在2013年通气。尽管美国强烈反对印度与伊朗合作，但印度表示，印度和伊朗发展关系无需美国“指手画脚” 。

　　显然，中亚里海沿岸的油气输出已使中南亚能源区域一体化朦胧显影，只是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安全局势和伊朗核危机等因素的阻挠而命运多舛。

　　三、 能源角逐背后的大国竞争与欧亚地缘政治经济博弈 

　　其实，输出里海能源的各种方案各有利弊。对中亚国家来说，明智的选择应是 多线并举，博采众长。土库曼斯坦为减少对俄依赖，就制定了能源多元化出口方针， 酝酿铺设通往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多个方向的输气管线，让天然气输送到欧洲、东亚和南亚，还考虑铺设经伊朗通往海湾的输油管道。这些里海油气国通过合纵连横的平衡外交和管道线路建设的多元化，充分发挥油气资源优势，服务于自身的经济、 政治和外交利益，改变整个中亚地区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为其对外能源战略的重要特点。它们一方面借助俄罗斯的政治支持和军事保护来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又寻求东西方各大力量来抗衡俄罗斯和伊朗控制里海油气的图谋；在 把大量能源合同让给东方和西方国家时，又不忘把一部分利益让与传统伙伴俄罗斯的油气企业，从而平衡与莫斯科的地缘政治经济权益。

　　20世纪末以来，里海油气的勘探开发不仅是里海沿岸新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更是大国保障21世纪能源需求的战略利益所在，自然也关系到有关周邻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在这场跨世纪的里海能源国际竞争热潮中，美国和俄罗斯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美国对里海—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为：保护本国石油财团利益，让里海地区成为其能源供应新基地，支持新独立国家对俄独立倾向，限制伊朗影响扩展。为此，美 国运用经济、政治、外交手段积极介入里海能源的勘探、分配、开采、输出等一切有关事务，力争在里海油气开发的国际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到2003年，美国公司已获得里海16%的石油资源和11.4%的天然气资源的控制权。新世纪以来，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地缘战略上成功打通中东与中亚，其对海湾和里海这两大世界能源宝库的控制权大大加强。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努力实施“重返中亚”战略。其主要策略是：利用在该地区的地缘优势和传统影响，密切双边政治往来，加强地区 经济和军事合作。除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以及后来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军事、 经济联系机制外，在能源领域，俄罗斯主要通过联合开发来扩大俄在能源开采中的份额和权益；同时，竭力维护对里海能源出口管道的控制权，利用其在地区安全上的主导地位和地缘政治的优势来向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施压，确保三国油气经俄外运。近年来，俄罗斯逐渐改变过去对里海国家国际石油合作强硬插手、竭力阻挠的做法，而是以自己的优势和努力，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在里海能源国际开发中的有利地位。此外，俄罗斯还通过与伊、阿、土、哈这些里海油气国成立“欧亚能源联盟” ，建立由莫斯科主导的“天然气欧佩克” ，增强其在世界能源市场的优势和影响，形成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能源安全的威慑。[19]

　　“视石油为生命”的能源消费大国日本90年代就推出了“里海石油战略” ，运用政府和民间多种力量，积极推动与里海国家在能源、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项目合作。2004年起，启动“中亚+日本”对话机制，推进“丝绸之路能源计划” ，力图在里海能源竞争中分一杯羹，配合美国牵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

　　欧盟及欧洲国家在里海能源国际竞争中基本上采取“参与” 、“跟进”的政策。在支持里海国家“脱俄倾西” ，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和私有化进程的同时，不仅希望促进里海油气输送到能源匮乏的欧洲市场，而且把里海能源国际开发视为“发挥欧洲经济力量、经济运行管理经验和承担长期义务的世纪性机遇”。[20] 因而，对里海能源开发合作持积极合作的方略。

　　在里海能源的国际竞争中，印度也是值得一提的新角色。近年来，印度在能源外交上频频出招，而环里海的中亚自然也成为其拓宽海外能源供给的重点地区。1997年，印度石油公司获得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巴符洛达尔地区勘探石油的五年许可证。“9·11”后，为了取得立足点，维护在中亚地区的石油利益，印度更是大力开展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2002年在塔吉克斯坦阿伊尼建立了印度首个境外军事基地，随后又帮助哈萨克斯坦巩固军力，为里海舰队培训人才。印度对里海能源管道建设十分积极。2004年9月，印巴讨论了修建从伊朗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跨国天然气管道项目，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还表示愿意参加中哈石油管道的铺建。在印度“泛亚天然气管道建设三线并举”的宏伟规划中，除从伊朗到印度的(西线)和从缅甸、孟加拉国到印度的“东线”外，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北线”正在酝酿。

　　由上可见，苏联解体20年来，里海油气开发特别是油气资源的输出，已是一场紧锣密鼓、铿锵激昂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大竞争。世界各大国、周边地区性大国以及当地的资源出产国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在此舞台上的一招一式，背后均有各自意味深长的战略图谋。各种力量利益交错，矛盾交织。竞争的整体格局一方面呈现美强俄弱、美攻俄守的态势，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得手甚多，但还是遇到俄罗斯的有力抗争。必须承认，迄今俄罗斯以灵活务实的软硬两手在中亚里海地区仍然保持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各种力量之间既有针锋相对、志在必得的争夺较量，又存在谋求利益平衡、争取各方共赢的妥协合作，相互间的竞争碰撞与协调包容并行不悖。此外，我们还要强调，当今里海能源开发与欧亚大陆大国地缘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争夺的交合重叠更加突出，“9·11”以来在里海周边的中亚、中东和高加索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美国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西方积极推动的“颜色革命”和“民主化改造”浪潮，以及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用心良苦的应对调整——都可以印证这一点。概言之，里海油气竞争不仅使中亚里海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南亚地区成为欧亚大陆大国战略争夺的敏感地带，也成为21世纪全球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演变的聚焦点。

　　四、 竞争抑或合作：突破零和思维，谋求合作共赢 

　　随着冷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无论是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还是消费国集团内部和生产国集团内部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都空前加强，促使国家间的能源关系从早期的“零和博弈”模式逐渐向“相互依赖与合作”模式转换，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以及这两类国家内部的合作与对话愿望也与日俱增，既竞争又协调成为当今国际能源战略格局的主流。这一特征同样反映在中南亚的国际能源政治态势之中。

　　（一）中俄印三边能源合作 

　　显而易见，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是中南亚国际能源政治博弈中三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从幅员、人口、资源、文化、政治以及地区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来说，中俄印均是人类历史演进中作用非凡的重要国度，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转型中更是地位日益上升的主要新兴大国，在倡导世界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其他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在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分享发展机遇上愿意结成战略伙伴，加强合作与协调。1998年12月，俄罗斯普里马科夫总理提出中俄印开展战略合作的构想，得到中印的积极响应。迄今中俄印外长已举行十次会晤，三边对话与合作在官方和民间双轨中齐头并进、成果显著，三国政治与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为开展能源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2年11月，印度学者在中俄印三边学者论坛第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开展三边能源合作的建议，此后三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能源对话与合作。2010年11月， 在武汉举行中俄印第十次外长会晤时，三国外长重申要加强在能源安全领域的三边合作，一致认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对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全球能源安全必须加强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之间、能源消费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合 作，主张共同努力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确保国际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稳定能源价格，保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21]

　　事实上，中俄印三国不仅在双边能源合作领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开展三边能源合作的领域也在渐次扩大。三国专家学者对合作建设输油管道问题兴趣浓厚，已提出5个从俄罗斯经中国到印度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2个途经中亚。[22] 中俄印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中俄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印度是该组织的观察员，三国在中亚开展能源合作具有地缘、政治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中俄印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拥有油田股份，有的合作多年。中哈油管已经运营，其输往中国的还包括俄卢克公司在哈南部开采的石油。该管线正酝酿向其他中亚及周边国家延伸，而已建成运营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已联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这两条中国与中亚的油气管线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向印度、俄罗斯以及中南亚区域其他国家延伸，如此则将形成贯通欧亚内陆的油气管道网络，造福于中南亚及周边各国。

　　印度出于国情及其对外能源战略，对中俄印三边能源合作和中南亚能源区域合作的态度积极主动。鉴于其油气需求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印度不遗余力地全面构建能源安全战略，尤其是对外能源合作和能源外交战略，包括：在世界各油气产地广泛寻找并购与合作开发商机，其中俄罗斯、中亚、中东是重点；大力拓展油气供应地和进口新渠道，通过油气管道建设来构建周边油气供应网络，主要着力点为“一条线、 三大片” ，即以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国际能源通道航线为主轴，以北方、西方和南方三个方向为印度能源安全战略的主要关注区域；促进南亚区域合作，逐步建立南亚区域能源网，确保南亚国家之间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的相互输送，构建南亚区域能源中心；倡导亚洲能源对话机制，实施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与竞争并举的方针。印度对外能源战略呈现出“外交为先导、管线是重点、来源多元化”三个突出特点，在中南亚区域能源合作中无疑是一个活跃的关键角色。

　　（二）“大中亚计划”与中南亚能源区域合作 

　　将欧亚内陆腹地视为其全球战略尤其是欧亚战略关键支撑点的美国，同样关注中南亚的区域整合问题。2005年3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 斯塔尔教授完成《阿富汗及其邻国的“大中亚伙伴计划”》的研究报告， 把阿富汗与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整体称为“大中亚” ，并就此提出了“大中亚计划” 。2005年夏，斯塔尔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刊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大中亚计划” 。[23]斯塔尔认为，美国必须在机构设置和政策制定上，把中亚和阿富汗纳入同一整体，实施“大中亚合作和发展伙伴计划” ，来规划与协调美国在该区域的双边、多边和地区性的安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项目；欢迎其他与中亚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和组织成为(大中亚伙伴计划)的成员国或观察员国，尤其应该与中俄进行沟通，寻求该计划与中俄的共同利益。该计划主要是借助南亚的市场和经济潜力为中亚国家提供发展机遇，促进中亚国家发展，消除中亚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中亚安全。 斯塔尔构想很快得到美国政府的响应。虽然美国迄今仍未正式发表关于“大中亚计划”的政策文件，但从美国官方的有关报告、讲话以及政府机构的调整中，可以看出该计划已上升为美国中南亚战略的重要内容。

　　美国的“大中亚计划”把推动中亚和南亚的区域一体化为主要切入点，以阿富汗为中心加强中亚和南亚的能源和经贸合作，借助美国在阿富汗和南亚的优势地位由南向北整合中亚国家。其要义包括：一方面，促进中亚经济“一体化” ， 推动中亚五国与其邻近地区的融合，加强中亚同全球经济和国际机构的联系；以阿富汗为轴心向周边辐射，将中亚和南亚纳入同一个区域经济体，推动中亚和南亚的区域一体化。 另一方面，发展中南亚区域能源合作，建设从里海到巴基斯坦沿海港口的油气管道， 打通中亚国家与南亚国家之间的能源命脉；减少中亚能源输出对俄罗斯的依赖，使中亚能源市场重心向南转移；防止俄罗斯和伊朗对需要油气的南亚国家进行“能源讹诈” 。有学者强调，该计划是2005年“颜色革命”后地区局势发展和美国政策调整的产物。它一改美国以往注重政治军事手段和单边主义的政策思路，立足多边合作，注重发挥美国软实力的作用，强调利用经济文化手段为政治目标服务；它主要以阿富汗为战略中心，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南亚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作为重点，以推 动南亚和中亚的区域整合作为主要切入点，加强中亚和南亚在能源、交通等经贸领域的合作；它推动中亚向南亚输出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将中亚融入更宽广的国际社会；它具有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弱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意图，支持终结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支配作用，也遏制中国在中亚和南亚影响迅速上升的势头，抓住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滞后的软肋，以经济为主要抓手，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对中亚、南亚国家具有不小吸引力。[24]

　　“大中亚计划”以经济为重点，适应中亚国家发展的需要，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 2006年1月美国提出了中亚南亚经济融合计划，投资中亚跨界水资源和桥梁工程建设，还计划在BTC管道和南高加索天然气管道之后铺设另一条新管线，推动中亚地区建立区域性的电力市场。不过目前美国的“大中亚计划”仍处于探索阶段，中南亚内部的历史恩怨、宗教冲突、民族矛盾、领土纠纷等问题难以解决，阿富汗战后重建坎坷，地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恶势力”积重难返，以及错综复杂、 扑朔迷离的地区内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分歧和博弈，均使该计划的实施面临不少不确定和障碍因素。

　　（三）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构想与实践 

　　上海合作组织是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谋求共同发展为宗旨的综合性新型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面向的区域范围内，无论是油气资源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油气资源匮乏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均有开展国际能源互利合作的强烈意愿。

　　由于中国、俄罗斯和除土库曼斯坦之外的中亚国家均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上合组织在成员国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上合组织的稳步发展，使中国—俄罗斯—中亚的能源合作开始超越双边合作的局限，步入多边合作的轨道，有利于为中国—中亚—俄罗斯能源合作提供共同安全保障，排除各类不稳定因素的破坏和干扰；有利于协调上合组织内部各方的利益，推进多边能源合作；有利于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制定共同的能源合作规则，确保能源合作有序、高效进行。[25]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为各成员国提供了开展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的平台，提供了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进行对话与协调的渠道，以合作谋求各方在能源领域的共同安全。

　　能源合作也已成为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的突破口和重点。目前中国与中亚四国和俄罗斯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能源合作。如前所述，中亚国家也正为其油气出口寻求多元化渠道，对东向路线颇为积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共同成立了中亚水利及能源利用财团，确定了能源合作领域内的优先项目，其中与中国的合作占有重要地位。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能源合作正呈现强劲的势头，中哈能源合作、特别是修建能源运输管线，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中亚—俄罗斯的多边能源合作。哈、俄两国原油已通过中哈石油管线输往中国。哈俄双方还准备提高鄂木斯克—巴甫洛达尔—阿塔苏石油管道的运输能力， 并将其与中哈石油管线相连。同时，已建成营运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是土、乌、 哈、中四国能源成功合作的结晶，不久将延伸到俄和其他周边国家。俄罗斯观察家认为，这条天然气管道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向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俱乐部迈出的第一步。[26]而且，吉尔吉斯斯坦、印度等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酝酿构建中的中国—中亚—南亚油气管线网络也表现出浓厚的合作兴趣。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致认为，应该加快在多边框架下的能源合作进程，强调油气开发合作和油气管道建设合作对加强上合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6年6月，在上合组织上海峰会上，能源合作成为重要议题之一，“能源合作国家间专 门工作组”确定并且启动了成员国在能源、油气等方面的具体示范性合作项目。普京总统还提出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设想，中国也希望通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共同体” ，将中国稳定增长的油气市场与俄罗斯及中亚的丰富资源实现互利结合。在当年9月的成员国总理会议上，各方对俄提出的“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将能源供应者、消费者以及运输者三方联合在一起”的倡议给予一致响应。正在实施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及其《落实措施计划》，即包含诸多双多边能源合作项目。 涵盖能源、经贸、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方向。2005年上合组织提出，加强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争取在2020年前实现商品、 资金、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这对当年成为组织观察员国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具有强大吸引力。这些观察员国各具交通、能源和经济发展的优势，印巴是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两国能源市场容量巨大，伊朗是连接中亚和欧洲的通道，本身又是油气资源和输出大国。它们加入上合组织的能源合作进程，更有利于发挥各方地理和交通优势，增强彼此经济互补性，扩大市场容量与潜力，提升上合组织内部市场对亚洲其他地区市场的辐射能力，对形成互利共赢的多边区域能源合作框架起到不容低估的推动作用。[27] 土库曼斯坦虽然不是上合组织的成员，但实际上已参与相关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中土天然气开采合作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建成运营即是例证。上海合作组织也已同阿富汗建立固定联络合作机制，相关成员国与阿在能源、 矿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多种形式的合作也渐次扩大。

　　显然，能源合作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契合点，不仅促进了成员国和观察员之间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密切联系，也有助于深化相互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经济依赖，带动中亚乃至中南亚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为推进地区治理、 实现综合安全提供坚实基础。目前，从上合组织内部成员到组织外围的多边能源合作的战略框架正在构建，建立“统一能源空间”的可能性日益彰显，将为推行新型能源安全观、形成具有新型理念的“国际能源政治中心”发挥示范作用。美国“大中亚计划”推动中亚和南亚的区域合作，加强中亚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支持中南亚国家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项目，符合这些国家的需求和利益，客观上有利于消除地区安全威胁的根源，促进地区社会经济进步。在这层意义上，其与上海合 作组织所追求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谋求地区内外各国共同发展的宗旨存在异曲同工之处。我们期望，无论是美国“大中亚计划” ，还是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实践， 能够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推动中南亚国际能源政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与零和思维， 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推进，真正给该地区人民与国家带来和平与福祉。

　　作者简介：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 200020）

　　注释： 

　　[1]Zbigniew Brzezinski, "A Geostrategy for Eurasi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997.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48页。

　　[2]Frederick Starr, A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for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March, 2005.

　　[3]东方晓：《回望西域%地域政治变化与中国的安全》，《西亚发展》，2001年第1期。

　　[4]安维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与帕西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1期。

　　[5]潘志平主编：《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6]参见[美]胡曼·佩马尼：《虎视中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英]卢茨·克莱维曼：《新大牌局：亚洲腹地大国角力内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Rodert D. Blackwill and Michael Stirmer, eds., Allies Divided: Transatlantic Policies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7。

　　[7]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在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第176页。

　　[8]杨恕、汪金国：《里海石油和中国能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9]冯玉军：《大国及地区势力对中亚高加索的争夺及其影响》，《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各方对里海能源储量的估算长期以来就有较大差异，日本1997年称里海石油储量有6000亿桶，美国能源部估计里海可开采储量为2000亿桶，英国估测为250-350亿桶，俄罗斯1997年公布里海已探明石油储量约240亿吨。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

　　[10]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本文多数能源统计数据如未标示专门出处，即来源于这一国际能源界权威性的统计年鉴。

　　[11]参见余建华：《世界石油供需态势与油价高位问题》，《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2]季志业主编：《俄罗斯、中亚“油气政治”与中国》，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59页。

　　[13]孙永祥、张晶：《近期中亚国家的油气出口潜力和制约因素》，《俄罗斯东欧中亚市场》，2005年第7期。

　　[14]张宁：《中亚能源与大国博弈》，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

　　[15]钱学文等：《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347-348页。

　　[16]Robert D. Blackwill and Michael Sturmer, eds., Allies Divided: Transatlantic Policies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p.198.

　　[17]钱学文等：《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第341页。

　　[18]钱学文等：《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第361页。

　　[19]参见余建华等：《世界能源政治与中国国际能源合作》，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年，第234—236页。

　　[20]安尼瓦尔·阿木提、张胜旺主编：《石油与国家安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21]《中俄印外长第十次会晤联合公报》，新华社武汉2010年11月15日电。

　　[22]夏义善主编：《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23]Frederick Starr, A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for Ar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24]张屹峰：《美国(大中亚计划)及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2008年第1辑。

　　[25]潘光、胡键：《21世纪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综合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26]俄塔社阿斯塔纳2005年2月6日电。

　　[27]邢广程、孙壮志主编：《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222—223页。

　　(责任编辑：陈志瑞)

　　来源：《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