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建设：问题与前景

　　【内容提要】成立能源合作俱乐部的前提与墓础、动力与阻力、模式与路径、进程与前景问题,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以及相关各国关注的核心与焦点。墓于不同战略考量和利益观念下的冲突与合作问题,必然会直接影响能源俱乐部的建设。本文着重考察了成立能源俱乐部的三大前提和墓础,梳理了组织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的动力与阻力,探讨了两个类型的操控模式和分配模式,分析了多边合作的进程与建立的前景,从而尝试对问题进行一个整体的思考。本文认为,能源俱乐部的建立既受经济利益驱使,也受政治利益左右,更体现战略利益的诉求,同时还是与经济合作、安全合作乃至人文社会合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也互为条件的一个综合性整体工程,因而,只有在合作中学习合作、在认同中深化认同,才可能在获益中增加获益。

　　【关键词】上合组织;能源安全;合作机制;大国博弈;能源俱乐部

　　【中图分类号】D8.80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3-0059-(07)

　　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参与成员不断壮大,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合作水平不断攀升、合作速度不断提高,其日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有实力、有成效、有潜力的多领域合作的地区性综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因素”也日渐成为维护欧亚大陆稳定、安全和繁荣的重要变量。随着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间合作层次的不断深化,建立能源新框架、构建能源合作的新机制问题被正式提上议事进程,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就是各成员国就未来合作机制化问题而进行的一个设想和尝试。从目前成员国能源开发与输送的现状看,有必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通过凝聚各方力量共同维护地区能源安全、保证可靠的能源供应,实现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保障各国的持久繁荣。因而,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类似欧佩克的能源俱乐部有利于加强有关各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有利于维护地区以及世界能源市场的穗定。但正如欧佩克一样,新俱乐部的未来影响可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能源领域,可能还同中亚地区和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的政治、安全影响力紧密相关的问题,由此,建立新俱乐部的能源、经济合作的预期与广泛的政治、安全博弈必将复杂交织。这种博弈既可能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也可能在上海合作组织外部展开,还可能在同样功能的新旧俱乐部之间展开,因此,其不仅影响中亚的能源经济合作进程,也影响中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合作进程、影响主要大国的未来较量产生影响,还将反向影响上海合作组织的内聚力和合作前途。

　　一、建立能源俱乐部的前提与基础 

　　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实质是使各成员国能源合作制度化、机制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机制化不同,能源合作俱乐部必须是建立在有一定数量的能源储量和需求,或某种程度的能源短缺和不平衡分配,并被各成员国将此间题提升至一定的战略高度之上才有可能得以成为现实。由此,建立能源俱乐部就必然存在三个主要的前提和基础,即作为一种机制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作为维持机制的经济能源前提与基础和作为保障和延伸机制的政治与安全前提与基础。

　　1.谋求制度化与机制化的理论前提与基础。 

　　从理论上讲,机制可以提供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帮助行为体克服达成协议的障碍,使各成员国更容易认识到他们的集体利益.因此,建立一个机制必然取决于下列因素:(l)对协议的需求,(2)问题密度(issue density)的增加;(3)对原则和规范的需求;(4)对特定信息的需求。[1](pp146-155)对协议的俗求是指,机制的需求和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是缺少确立行为义务的明确法律框架;二是信息是不完善的;三是正交易成本。由此,机制可提供既定的谈判框架和帮助协调行为体预期。从这样的视角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虽在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的合作,但合作缺少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明确的贵任与义务规定,由于各成员国对自身短期利益的追求,并由于缺少一个普遍接受的协调机制,致使合作分散化、非对等化以及非效益化,由此合作出现这样、那样的间题。由此,建立一个协调的机制就成为谋求更广泛、更平衡、更长远利益的一种选择。

　　问题密度(issue density)的增加是指,某种特定政策空间内出现的问题数量及其重要性,使调停不同目标的组织成本提高,这种“规模回馈”的增加导致更为广泛的国际机制需求。从这样的视角看,由于能源问题成为中亚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命脉,中亚各国之间、地区内大国与区域外大国间就里海的法律地 位、分割问题、就油气管线的铺设与控制问题等冲突与摩擦不断增加,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国合作、提高了合作代价、增大了合作风险,这也客观上要求建立一种新合作体制。

　　对原则和规范的需求是指,合作而非冲突更能体现各成员国的利益。交换规范或概化承诺原则,可被看作一种工具,它通过对他者的未来行为强加有利假设的方式,应对不确定性的冲突,使行为者放弃短期利益最大化,着眼于长远预期,促进互助的达成。一种机制的建立能够改变或影响各国预期,防范可能的冲突和消除潜在的摩擦,这对于地缘政治状况复杂的中亚地区以及充满多样性的上海合作组织 各成员国、以及各大国纷繁复杂的能源利益与战略博弈而言,能源合作俱乐部的建立有利于减少冲突、规范合作、明确利益、改变预期。

　　对特定信息的需求是指,在战略互动和不稳定均衡的条件下,信息的非对称性、道德危险、欺编与不负责任等阻碍达成互利协议,为此,需要建立机制,以修正不确定性和规避风险。能源合作机制的建立本身就能够传达一种信息,使对等合作与责任、义务关系明确化,从而能够减少各成员国间的欺诈行为、也使背离行为遭到惩罚而强化合作,这对于上合组织的能源外交客观上能够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并可 能达成某种共同步调,增进共同利益。

　　2.作为维持机制的经济、能源前提与甚础 

　　能源合作机制化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能源合作发展中问题与预期的共同产物,也是进一步强化或提升该组织经济、政治影响的一种举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在能源合作问题上的互补关系为合作提供了可能。

　　在上海合作组织6个国家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是能源丰富、出口潜力很大的国家.如俄罗斯已经探明的可采石油储量达100亿吨,占世界6.1%,天然气储量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26.7%,目前石油年出口盆达2.6亿多吨,天然气出口2000多亿立方米,分居世界第二、第一哈萨克斯坦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也近100亿吨,产童和出口量逐年增加,成为日益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乌兹别克斯坦60纬的国土被认为具有油气开采前景,该国石油预测工业储量53亿吨,已探明84亿吨;凝析油储量4.8亿吨;天然气储童约达5.43万亿立方米,已探明2.055万亿立方米,目前的开采量居独联体国家第2位和世界前10位。

　　能源出口是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石油出口对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2]; 哈萨克斯坦油气领域的产值占哈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而出口额更是占到了其出口总额的50%以上。而中国是区域内最大的能源需求方,中国目前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对外依存度超过了40%,且对外依存度呈逐年加大趋势,预计2010年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45%左右,2020年达到50%左右①。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只是生产少量石油,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没有经济意义,而且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进口。这为各国加强能源合作莫定了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

　　3.作为保障和延伸机制的政治与安全前提与基础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能源俱乐部建设的成败,必然同这个框架的政治、安全功能的发挥休戚相关,而作为多数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问题上的合作也必然对这个框架下政治、安全功能的发挥产生或积极或消极性的影响。

　　2006年胡锦涛主席也在成员国元首第六次会议上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第一,全面深化了各成员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和信任,为组织健康顺利发展莫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第二,建立了以元首、总理、外长会议为核心的决策机制和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两个常设执行机构,使组织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运行体系;第三,出台了多个打击“三股势力”和禁毒反毒的重要合作文件,举 行了3次联合反恐演习,有效维护和促进了本地区的安全稳定;第四,签署了由127个项目组成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措施计划,启动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第五,同联合国、东盟、独联体等国际和区域组织建立联系,给予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观察员地位,鲜明展示了和平、合作、开放的国际形象,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第一,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二,洛守和平与发展的宗旨;第三,遵循充分民主的原则;第四,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胡锦涛指出:“上海精神”已植根于各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之中,越来越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3]

　　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也指出,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为本组织稳定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作为本组织一个完整的基本理念和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要求。“上海精神”对国际社会寻求新型的、非对抗性的国际关系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模式要求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4]

　　在这样的前提与基础上,能源俱乐部的建设能够冲破政治壁障,获取足够的政治动力与活力,能源合作的机制化也必然将推动上合组织全方位的机制化合作。

　　二、能源俱乐部建立的动力与阻力 

　　建立能源俱乐部问题日渐成为焦点性的问题。不过,建立问题能否正式进人上海合作组织的行动日程,仍然涉及许多内部与外部的有利与不利因素。

　　1.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建设的内部动力与阻力 

　　(1)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问题,成为上海组织成员国紧迫性的问题。能源安全是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能源保障的一种状态,它不仅包括能源供应的安全,也包括对由于能源的生产与使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是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使用安全的有机统一,利益与效益是能源安全政策取向的评价基础。[5](p166)有人认为能源安全是3E问题,即能源(Energy)、经济(Eeonomies)、环保(Environment)之间的三角关系问题,也有人认为其范围更是涉及政治、经济、国防与环境的四边相互联动的问题。从具体情况看,上海组织各成员间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指向的能源安全间题,对于资源、能源丰富的国家来说,能源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命脉,能源的输送既是经济效益驱 使,也是政治、军事、安全利益的综合利益使然,对于能源短缺的国家来说,能源的需求是紧迫性的问题,稳定的能源来源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地区安全问题。由此,上海合作框架中经济安全问题实质同打击“三股势力”问题紧密相关,缺少经济合作或经济安全可能会使政治、军事安全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能源合作、经济合作从稳定政治、稳定国防、稳定社会视角看,可以预防和杜绝“三种势力”的滋生。这样看来,能源合作俱乐部设想既是上海合作组织本身职能强化的需要,更是各国战略共同利 益的要求。

　　第二是谋求政治稳定,包括国内政治稳定和地缘政治稳定也是动力的来源。西方国家既出于对能源的豁求,也出于政治战略的需求而介人中亚政治,由此对中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混沌化、复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国的争夺使区域内国家的矛盾不断提升,在能源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升级,各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客观上损害着各国的长远利益,其必将成为问题而影响各国未来的前途。从国内政治视角看,“颜色革命”在后苏联空间的蔓延以为各成员国能源政治的选择敲响了警钟,从地缘政治角度着,能源政治问题实际分化着俄罗斯与独联体、俄罗斯与里海国家的关系、分化着中亚国家稳定 的政治认同,也对上海合作框架本身提出挑战,特别是西方的金钱攻势、民主输出攻势成为弱化政治纽带的利器。长此下去,这种能源政治的代价必然会损害这些国家自身。由此建立某种程度的协调、恢复一定程度的认同、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以及实现某种程度的共同管理,有利于促进共同的经济利益、提升共同的社会效益、增进共同的战略利益。

　　第三是大国的推动是建立俱乐部的主要推动力。俄罗斯最积极,普京多次表示要提高成员国能源合作水平,强调区域一体化机制能有效发挥各成员国在能源、资源供应、运输方面拥有的竞争优势,有助 于发展工业、科技的传统和创新领域的优势。闭2006年上海峰会上,普京更明确指出“在本组织框架内建立一个能源俱乐部的建议也是有益的”闺。普京在2007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作为国际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者之一,俄不能对能源问题置之不理。俄呼吁世界能源供应国、消费国及运输国进行“多燕”的战略对话,以便建立全球及地区经济体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为此,俄将实施一系列欧洲及亚洲间的运输、通信及物流项目,其中包括完善并新建跨欧亚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8] BTC(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和中哈管道正式投人运营、美国和阿塞拜孤签署《里海地区能源安全备忘录》以及波兰、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立陶宛五国首脑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特使在波兰召开“能源峰会”,更使俄罗斯认识到中亚能源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还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一旦控制了中亚油气的流向,俄罗斯就可以有效加强独联体的向心力,并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获得一张王牌。因而力主强化上海合作框架下的能源合作作为更大范围地区能源合作的重要一步,其如果进展顺利可能会在单一领域下不断扩展新成员,从而形成有利的局面。

　　(2)内部阻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地位与里海分割问题。由于各国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同,因此在划分里海的问题上立场大相径庭。尽管有关国家都认为应分阶段解决里海问题,使之成为“合作之海”而非“冲突之海”,谋求一条“可以建立在分割的基础之上”的“理性和解”之路。[9]但分歧仍然存在,在里海分割问题上,拥有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阿塞拜班和哈萨克斯坦主张按照沿岸各国的海岸线长度按比例以中心线扇形划分海底;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则坚持5国平分海底。[10]尽管这个问题表面上并不直接同建立能源俱乐部问题直接相关,但是即便成立俱乐部利益分配间题、协调问题仍然是矛盾的核 心,由此各国担心即得利益受损而消极。

　　第二,未来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机制的效力与约束力的问题。中亚各国在大国能源角逐中力求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在其中谋求利益最大化,既与俄罗斯合作,也与美国等合作,这样未来机制的建立虽有有利的一面,但也担心可能形成大国全面主导,从而失去某些经济利益。如果成立欧佩克那样的机制,各国必须形成某种自制与协调的默契,一些国家担心可能会损害小国的政治利益。

　　第三,组织内合作与组织外合作的平衡问题。目前上海合作框架下能源合作只是中亚一里海能源 合作的一小部分,里海国家的地区内利益的平衡问题,这些国家同西方大国的合作必然会涉及组织内国家的协调与合作问题,出于自身利益增长多元化和利益最大化,这些国家可能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机制,但并不希望是某种约束力、控制力过强的机制。

　　2.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建设的外部压力与阻力 

　　外部势力对能源问题的争夺、以及分化瓦解组织内国家的努力,客观上使建立能源俱乐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更紧要的是使组织内大国重新认识到能源与广泛政治、安全利益的关联,以及组织内能源问题对本组织向心力的影响,这样的压力客观上成为深化机制化合作,扩展共同利益的动力,能源政治问 题成为考验上海合作组织本身功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西方大国出于对自身能源安全和利益的追求,不可能对这样的问题置之不理,尽管成立能源俱乐部本身是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机制的完善,但大国仍然会采取各种手段阻止俱乐部的成立以及俱乐部效能的发挥。从事实看,外部阻力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l)大国的政治攻势与民主攻势。获取能源以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一直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美国的能源需求也成为形成21世纪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1994-2004年美国石油斋求增长了14%,而本国石油产量仅增长了2%,进口增长30%,对石油的需求要严重依赖外部供应。根据美国副总统切尼领导的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的研究报告,未来20年,美国的石油消耗量将增加1/3,石油产量将下降12%;到202。年,进口石油将占美国石油消费的2/3。[11]美国石油安全政策的核心是控制波斯湾产油国的资源,在9·11事件后又把大中东战略与里海战略结合起来实施,把里海列人美国生命饮关的重要利益区。在该区域,美国正通过这条“能源管线”实施自己的“管线民主”。BTC管道开通之际,布什称:“我希望,巴杰管线能促进本地区各国的独立,成为帮助各国加强经济改革和民主进程的杠杆。”[12]美国国会2006年3月就宜布了旨在推进哈、吉、乌、塔、土五国“民主进程”的提案。从2006年开始,美国政府每年向中亚五国拨款1.88亿美元,资助推进中亚五国的民主进程。[13]可以说,“这条管线是双向的,美国人一边通过这条管线将里海石油运向国际市场,一边又通过这条管线向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输人民主思想。”[12]客观上,BTC管线众多“管线政治”的一个典型,由此打破俄罗斯的垄断地位、影响着途经国政府的决策,为美国进一步向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渗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旧本、欧盟也积极加强与中东及其他世界产油国建立相互依存关系,提出了针对中亚地区石油的欧亚大陆外交计划,用提供大规模经济技术合作计划的方案在全球展开石油资源争夺战。

　　3.区域内国家间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的矛盾 

　　中亚5国中有4国加人上海合作组织,里海国家中多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些国家间在管线铺设、油气的流向以及能源基地的分配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建立能源俱乐部可能只是间接地或少部分地涉及这些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安全效益上各国不同的心理。区域内的组织外国家可能担心某种强势的联合,以弱化自身的优势,而组织内国家可能担心这样可能刺激其它国家采取更亲西方的策略。2007年5月波兰、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五国的总统以及哈萨克斯坦能源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举行“5+1”能源峰会,探讨饶过俄罗斯向西方输送油气的问题,对俄石油依赖的程度分别为95%和100%的?波兰、立陶宛两国合力促成了该管线的能源需求方(波兰、立陶宛)、过境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供应方(阿塞拜孤、哈萨克斯坦),共同做出支持延长敖布线的政治决定[14]。因此,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15](P86)这句论断,在今天的中亚一里海能源争夺战中可见一斑。一方面是经济、能源利益多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政治、战略利益多元化问题,而利益最大化却驱使着一种复杂的平衡,但却也使这些国家面临丧失稳定、模糊认同的代价。

　　三、能源俱乐部建立的模式与路径 

　　1.控制导向机制与保险机制 

　　在世界政治中政府往往要在两种风险中进行权衡:一种是没有机制的风险,一种是参与机制的风险。[16](p161)没有机制单个国家面临着一种不确定性,参与机制则面临依赖固定国家所造成的后果。一般而言,每个国家都希望对国际制度施加更多的控制,以图确保自己的基本价值与权益得到维护。这样控 制导向机制与保险机制就成为各国不同的选择,“控制导向型”机制,是指成员国通过一系列或多或少的制度安排,保持对相互行为的一定控制,因而减少独立行为带来的有害外部性,降低外部行为带来的不确定性;“保险导向型”机制,是指犹如企业或个人并不试图扩大控制市场,而是试图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一样,一组国家如果不能以合理的代价对环境进行控制,则采取保险和分散投资的策略将是适宜的。[16](pp160-163)从这样的视角看,未来的能源合作俱乐部建设某种程度上控制导向机制更符合小国对敏感性和脆弱性减低的要求,保险型的机制在实施初期可能会遭到更强的内外抵制。

　　2.权威导向分配模式与市场导向分配模式 

　　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左右能力,而弱国家因其权力和能力有限,往往受制于外部,存在严重的依附性、脆弱性。正如克莱斯勒所指出的那样,脆弱性的或者说处于劣势的国家,一贯拥护那些使更多的权威导向分配模式而更少市场导向分配模式的合法化的原则和规范。即通过政治权威的直接分配或间接限制而不是根据能力和偏好来实现权力资源分配。而这样的国家既喜欢用联系性权力,又喜欢用变位性权力,即在现存制度提供的机会、本身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和同质国家态度和实力等 条件下,或认可现存的目标和机制、或通过改变这样的目标或规则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17](pp11-15)。由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应加强权威导向,规范市场导向,促进集体获益的空间。

　　3.路径:渐进性扩展还是“一揽子解决”方式 

　　从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的特性看,未来能源俱乐部的建设应该采取协商一致的渐进性领域与层次的拓展。在多边外交中,有人通常所说的“一揽子”协议可能仅仅是“一个政治错觉”。[18](p152)由于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历史联系的复杂性和能源问题的战略性以及对未来预期的非确定性,“在合作中学习合作”的 渐进性发展、梯次型拓展的方式可能更符合各国不同时期、不同利益的诉求。2006年上海峰会各国一致确立了各国合作优先领域和远景规划,这样的方式理应在能源领域同样得到肯定,在这个优先发展的领域首先也应该确立起优先的问题领域和长久的合作议程。

　　四、能源合作制度化的进程与前景 

　　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既有动力,也有阻力,既有压力,也面临挑战。在世界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变动期中,各国都在关注自身的能源安全问题,由此,某种情况下,成立何种形式、何种规模、何种(操控)程度的俱乐部问题,既受经济利益驱使,也受政治利益左右,更体现战略利益的考量。

　　1.进程:集体身份与政治认同 

　　能源合作一直是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上合组织就举办了首届投资与发展能源专题论坛,就能源问题进行了研讨;2004年涉及11个领域、127个项目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得到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的批准,并列人了《<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实施措施计划》,能源间题被列其中;2005年2月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就能源及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磋商,2005年中俄哈石油论坛更将深化能源领域合作列为最重要的议题,俄哈两国希望与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地区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不断扩大能源合作,建立一个密集交错的油气管网;2006年初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国家间专门工作组”正式成立,旨在推动成员国在能源、油气等方面的合作;2006年上海峰会,成立能源俱乐部问题正式浮出水面,2007年3月主题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建设前景》的国际研讨会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来自各成员国政府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官员、企业代表和学者就上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合作的现状、前景以及成立能源俱乐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理念:利益性合作还是合作性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汉斯·摩根索说“利益观念是政治的精髓,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影响”“由权力界定的利益观念是一切政治的核心”[19](pp108-110),但并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国家如此行事,马克斯·韦伯指出“支配人们行为的是(物质的和思想的)利益而不是思想本身,但由思想缔造的‘世界形象’却老起者转换器的作用,它决定着作为动力的利益驱使行动朝什么方向移动”[20](p77),由此,将利益与利益思想、观念做出的区分。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问题上,区分利益与利益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家的众多选择之中,谋求能源问题上的短期利益性合作,还是置身于自身战略裕要谋求 长远利益是每个国家必须首先做出的选择。BTC管道问题与敖格线建设问题上,哈萨克斯的选择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如果没有哈萨克斯坦石油的注人,BTC管道将面临运营亏损;如果哈支持布尔加斯一亚历山德普波利斯管线项目(简称“布亚线”),实际上哈能够向两条“西向”管线提供的石油已非常有限。因此,一方面是哈萨克斯坦石油流向上的大国争夺的白热化,另一方面是哈必须在短期利益与长久利益、在能源利益多元化与能源战略长久化间作出选择。事实上,中亚的许多国家都存在“两面下注”的平衡策略,这可能会损害这些国家的长期利益。各国应本着“交换”规范或概化承诺原则,通过对他者的未来行为强加有利假设的方式,应对不确定性的冲突,放弃短期利益最大化,着眼于长远预期,促进互助的达成。

　　3.前景: 在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存在相对乐观和悲观的看法,乐观的看法肯定了各国对能源合作前景与上海合作组织前景的正确评判;悲观的看法则肯定了利益分配和战略选择间的两难困境。两者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建立能源合作俱乐部并不意味着都能同等程度地解决了能源安全问题,不建立能源俱乐部也并不意味着组织内各国的能源合作就无法进行。从现实看,建立了能源俱 乐部可能只是解决了组织内的一个重点领域的问题,使合作机制化、协调化、规范化、原则化,可能成为其它领域再尝试的一个模本,但单纯的一个有限能源、有限成员的俱乐部并不能够解决单个国家更广泛的能源安全。这样说来,建立能源合作俱乐部是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合作进程的一个摸索,其本身受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驱动,也受内部阻力与外在压力制约,由此其前景在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其原因在于,能源合作、经济合作、安全合作乃至人文社会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也互为条件的一个综合性整体工程,如果无视其它领域的进程而实现单一领域的异军突起,即便建立了某种机制,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在合作中学习合作、在认同中深化认同,才可能在获益中增加获益。

　　作者简介:张玉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注释: 

　　①发改委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05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42.9%。不过,发改革委预侧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突破50%;专家预测2020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超过50%,专家建议应将依存度控制在35%左右。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荃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高油价继续带动俄罗斯经济”,http://world.people.eom.en/GB/41217/3958224.html

　　[3]“胡锦涛在上合成员国元首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ehina.eom.en/ehinese/news/243111·htm

　　[4]《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宜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eenter/2006-06/15/content-4703028.htm

　　[5]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M],时事出版杜,2003年。

　　[6]普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功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上海合作组织2006年峰会撰文httP://news.xinhuanet.com/2006russia/2006-06/14/content_4693725.htm

　　[7]“普京呼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能源俱乐部”,http://news.sohu.com/20060615/n243752511.shtml

　　[8]普京.“有竞争力的欧亚大陆——信任的空间”,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10/content_6224242.htm

　　[9]“里海五国总统就里海地位间题举行首届会议”,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1018/Uadmin/A4523447.html

　　[10]“划分里海已谈八年五国为解决间题再次努力”,http://www.southen.com/NEws/international/gjkd/200208011322.htm

　　[11]“油气资源牵动地缘政治",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8213/8309/28296/2675205.html

　　[12]“巴杰管线输送石油还有美式民主思想?”,http://www.zgjrw.com/News/2005527/Finance/642087275400.html

　　[13]“美国用重金渗透中亚五国”,《环球时报》[N],2006年3月02日。

　　[14]“欧亚六国非正式能源峰会:里海石油能否滚滚西流”,http://intl.ce.cn/sjjj/yth/200705/16/t20070516_11371794.shtml

　　[15][美〕荃辛格.《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2001年。 [16][美〕罗伯特·荃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M],门洪华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 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M],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英]R.P.巴斯顿《现代外交》[M](第2版),赵怀普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9][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

　　[20][美]斯坦利·拔夫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